看到对经济学家的那些批评和谩骂，我很心痛。比如对张维迎的，最近对林毅夫的，以及以往对厉以宁的。这些批评和谩骂针对的都是不同时期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前两位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为政策研究的科学性花费了许多心血；后一位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还坚持宣传改革开放，反对教条僵化。
对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无论来自外部社会还是学界内部，都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所以，我还是决定写写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为了便于交流，我通过描述自己与一些经济学家交往的故事来说问题。
认识林毅夫是在1994年去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夕，想着他是诺奖得主舒尔茨的弟子，学问也做得不错，想听听他的建议，去了他家。
后来，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他邀请我去了。我觉得他是中国崇高情怀和科学精神结合得最好的经济学家。他若不搞中心———这个人人个性极强又费钱、组织交易费用极高的中心(有天夜里我和易纲在车里聊天，他对“中心人人都是英雄”这点深有感慨)，只搞自己的研究，他会在国际上更有名更有钱。但是，他有现在稀缺的中国士大夫的情怀，让他做了这种有牺牲性质的选择。
说他很有科学精神，从他的研究和他那本《经济学方法论》，就可见他对什么是经济科学有着精深的理解。比如，中国为什么会有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支配的经济？不少人都认为是意识形态。但他作为经济学家给出了个不容易的科学解释。他认为，当时决策者受赶超激励，当时他们掌握的知识告诉他们只有重工业可以实现赶超。而中国的条件是，要做这样的赶超，市场是不可能照愿望那样配置资源的，只有搞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才可行。而与此相匹配的组织，哪种成本价格最低呢？单干的农民和分散的工商业者对行政命令和计划来讲当然代价很高，不好打交道，计划命令也不易执行。用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这种组织来传达和执行命令和计划当然成本低。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科学解释。
事实上，请注意中国好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樊纲、钱颖一、田国强、王一江、杨小凯等等，他们都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准确洞察和指定约束条件，然后推论利害和价格变化，以及人的选择行为现象。无论他们说什么问题，价格成本以及决定价格成本的约束条件都是如影随形———这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的近乎本能的习惯。而富有想象力地发现指定约束条件，创设可解释推论现象的假说、模型，则是个人造化了。
经济学知识为何要如此生产，生产有哪些规矩？了解这方面科学方法论的国内经济学家并不多。国内为此写专著的有林毅夫的《经济学方法论》。事实上，国内外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著作不少，但分析素材大都是根据物理学的素材。而在关于经济学及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论的书中，林毅夫的书是好书。我想，如果读懂了这本书，对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样的经济学是科学应该有不错的理解；研究中，所谓左和右的感情用事，以及数学帝国主义也会有所避免，无论是学界内和学界外关于经济学家的争论就不会有现在的喧嚣。
樊纲是我在1991年认识的，那年《经济学消息报》的前身《经济学人》周刊刚办，我去北京组稿。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钟朋荣介绍说樊纲不错，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樊纲的理性给我印象很深。有一年，曾经是吴敬琏课题组的才子刘吉瑞从英国普茨茅斯给我传真来一个稿子。大概是留英的学习让他觉得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落后，文章中感慨“在中国当个经济学家比当木匠容易”。当时吴敬琏领导的课题组有着很多现在声名显赫的人物，如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等。刘吉瑞很有才华，不知是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感到失望还是其他原因，他后来在自己的家乡浙江下海了。
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很兴奋，就打电话给樊纲，樊纲当时没房子，住父母家。樊纲说，谨慎些，中国经济学进步要有一过程。你不畏困难，喜欢办报，但你登这篇文章把给你写稿的经济学家们都骂了，谁敢给你写稿，又如何喜欢呢。我悻悻地没有发表刘吉瑞的文章。但至今觉得，刘吉瑞的文章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经济研究的科学性问题的文章。
我想，当时的情形还是如邓小平后来南巡时讲的，中国社会进步主要还是反左。中国经济学家大多还是反对左倾教条的，如果报纸按自己要求，说他们文章反左反得没有章法，结果会如何呢？事实上，保守的人也向来没有按知识讨论的规矩摆事实讲道理，常常还借那个时候他们掌握的行政资源压制不同意见。我那时候如果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学家不如木匠显然是不谙事理，不了解当时的约束条件。
在当时的局限下，就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而言，感情用事的鼓吹改革比感情用事的保守要好。经济学谈利弊大小，也就是价格高低，总是在约束条件下来观察推断的。这是经济学这门科学能运用于真实世界的重中之重这一点我懂得很晚。樊纲是很早就有了这种理性。
事情也很奇怪，樊纲是学宏观经济学的，但他处理经济问题比不少知名的学微观的经济学家还有经济学原则，经济学从价格变化的角度看世界的原则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但樊纲处理宏观问题简单清晰，微观的价格原则如影随形。看来，一些经济学家说经济学没有宏观微观之分是对的，好的经济学家就从经济学价格这个“一”演绎出许多可观察的“多”。
樊纲还是最早提出把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分开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消息报》的专栏“均衡点”里的一篇文章，提出了现在都一直在争议的经济学和道德无关的观点。这有助于在一个有着感情用事传统的国度里理解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事实上，科学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甲和乙是哪种关系，你的道德偏好和价值偏好，对你研究清楚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一点没有帮助。中世纪的西方人向来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这不是事实，是感情和喜好使人们愿意这样认为。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忤逆了大众的感情，讲“我们在宇宙的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但他们讲的是事实，讲的是真话。使他们弄清这个事实关系的恰恰不是感情、道德和价值，而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樊纲理性可能在于他像任何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一样，深谙决定人选择行为的价格和利害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为此时此地约束条件所决定。比如樊纲最近就撰文分析说，约束条件决定重化工产业是中国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与吴敬琏主张新型产业和发展道路的主张截然不同。
我不清楚当前对经济学家的不满，究竟是本身就这么大，还是因为网络让我们感觉不满很强烈。我以为这种不满可能跟贫富差距增大有关。可能是一些人认为贫富差距大了跟经济学家有关，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贫富差距，只要有差距就有情绪，就有不满。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乃至谩骂就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再说，骂经济学家又没有什么风险成本。有这样的背景，郎顾之争就成了情绪不满的导火索。
其实，贫富差距拉大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中国改革前的人多力量大的政策导致人多，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基本约束是就业。市场化改革，有更多的人创业，有了更多人就业。但市场是按资源稀缺程度定价的，在中国，密集劳动过剩，定价就低，就是穷人；而对潜在市场供求敏感的企业家劳动稀缺，这种劳动就定价高，就成了富人。
富人就那么可恨？我在富人很多的浙江发现，绝大部分富人还是因为自己拥有企业家劳动这种资源而成为富人的。转型中的中国肯定有靠不义之财发家的富人，但如果中国这种富人很多，那么中国今天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好理解。
张维迎刚从英国回国那段时间我们联系多些。我报道过他与林毅夫关于国企改革的辩论(“北大发生交火事件”)。我觉得他是中国直觉最好的经济学家。他文章不少，但谁又能从经济理论上指出他的明显破绽呢？我与张五常聊起他，因为维迎曾到港大求过职，五常教授有印象，说现在看来他是佼佼者。
张维迎批评郎咸平，并不是为某个具体的企业家辩护，而是指郎借一件事情否定整个中国减少国有企业的改革的学术道德。因为正是这样的改革让更多的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有了更多的创业机会，也让更多的人有了就业机会。国企改革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这个问题很简单。张维迎认为郎要这样批评国企改革起码不是在做科学研究。
我看不出张维迎有什么不对，相反他是在捍卫科学和理性。张维迎呼吁善待企业家，难道就是为利益集团讲话？企业家、企业家才能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是中国就业机器的发动机。张维迎能够为他们讲话，这说明他有科学精神，抓住了中国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最关键因果关系。
梁小民最近在《新京报》发表文章号召《经济学家要学巴金讲真话》，其实，讲真话并不难，讲科学的真话很难，因为需要知识和方法，需要懂科学。事实之间关系的真假、是不是真话，大众和政府看法并不是标准，也不是大众喜欢与否、道德与否决定的。
办经济学报纸，年轻年长的经济学家都难免有交道。张卓元、吴敬琏、厉以宁都是在1991年认识的。张卓元让我终身感激。每次在社科院见面，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些悄悄话，让人感到亲切。我想能坚持办这张报纸，与他让我感到的鼓励是分不开的。他从不说什么文章该登不该登，而是开放地欣赏新思想，比如杨小凯，年纪大的经济学家是不大提及的，但他很早就说杨小凯在消息报的文章是有启发的。他并不像一些经济学家让我感到压力和反感。
有的经济学家就反对登别人的文章。有一次，有个经济学家甚至说你们登厉以宁的文章，我就不会让那家单位资助你。我也犹豫，因为没有行政拨一分钱的学术性报纸，经济是很拮据的。但我还是觉得发育一个意见市场很重要。
但遗憾的是，曾经被别人限制学术自由的经济学家，喜欢的还是自己自由而不是也尊重别人的自由。记得当时小平南巡后经济出现过热，报纸登了左大培一篇题为《鼓吹通货膨胀与经济学家的利益驱动》的文章，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很不高兴。当然，我也觉得这篇文章不是好的事实分析。但是最初当记者，伏尔泰有句名言我记住了：“我反对你的意见，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所以就发了这篇文章。后来我打电话到一位经济学家家中，他很不高兴说，有四个人给我打电话了，还不是一般的人，说你们报纸把经济学家骂了一通。后来说了一阵，谈不下去，我把电话摔了。
我想不通的是，当时筹办报纸，我在北大他家里谈到我们还要评奖等办报细节，在校园里散步还专门谈到如何坚持学术自由，但现在怎么让人感到所谓自由就是自己意见的自由，而不是惠及所有学者的呢。后来，在山西出差，与知名经济学家晓亮在同一卧铺，他神情不屑地透露，在一次经济学家圈子的聚会上，提到报纸发表的左大培文章，有人建议大家不要给消息报投稿，会议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参加。后来，董辅秖在他三里河家里告诉我，他还为此事斡旋过。我很感激他，但我说无所谓。我想我这个态度让董老有些生气。现在董老去了，我想我不该当面这样讲，让老人不快。
与吴敬琏的认识和感觉，我在《新民周刊》那篇《贞洁旗帜孤独飘》那篇文章里已经和盘托出。我总的看法是，年纪大些的经济学家的科学精神和对学术自由的理解不如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樊纲对消息报发表批评他的文章从不对我言及，我也不通报，林毅夫也如是。但是，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英雄，学术也如此。杜润生、于光远、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顽强和近乎英勇的捍卫和推进，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有其贡献的。
本报讯(记者吴秀云实习生刘美婷)昨天上午，涉嫌以兑换外币为借口在广州劫杀中国人马某，事后抢走马某的60万余元现金的非洲马里籍青年马巴在广州中院出庭受审，他的弟弟马吉因涉嫌为他窝藏赃款坐在他的旁边。
马巴今年28岁，说法语。昨天的庭审，法院特意为两疑犯配备了翻译，庭审因此也多了一道程序，审判人员用普通话讯问一句，翻译译成法语，并把马巴兄弟的辩辞翻译成汉语。
马巴在庭上称，他们兄弟俩在天秀大厦租了一间办公室做外贸生意。案发前，他在一个咖啡馆认识了以兑换外币为生的马某后，互相留了电话号码。据指控，今年6月12日下午4时许，马巴在办公室给马某打电话，以兑换外币为由把马某骗到天秀大厦11楼的办公室，在马某数钱时，马巴见马某随身带了那么多钱，就闪到隔壁弟弟办公室找了一根电线，将马某脖子勒住致其气绝身亡。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马某尸体，马巴把尸体搬到阳台，不慎将尸体坠落到5楼阳台，直接导致了案情败露。马巴随后将马某的32.6万元人民币、1.3万元美金、1000多欧元和若干英镑(折合人民币共计60万余元)抢走。
据指控，马巴随后给弟弟马吉打电话，告诉他抢劫杀人一事，将赃款连同带血的衬衣藏在弟弟家。当天晚上8时许，马巴回到天秀大厦事发现场，当场被警方抓获。
在昨天的庭审中，马巴对检察机关指控其抢劫杀人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是极力为弟弟开脱，否认弟弟知情。马巴说，自己在作案后完全可以逃到其他国家，但是弟弟就会被抓。公诉人指出，马巴在侦查阶段曾做过弟弟知情并帮他窝赃的供述，马巴辩解说，这是因为当时的翻译没有很好地理解他的意图。
本报讯因酒后乱性，建阳市某局长竟强行欲与酒店服务员发生性关系。14日，该局长因强奸罪(未遂)一审被建阳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9月1日晚8时到10时许，被告人周某在建阳市某酒店OK厅包间娱乐。期间，该酒店多名员工到包间敬酒、陪舞，周对被害人曾某进行语言及身体上的挑逗，曾不堪忍受逃至别的包间，周又追至别的包间，以出去谈话为由强行将曾拉到酒店附近的公园内。之后，周强行掀开曾的衣服进行抚摸、亲吻，并欲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由于曾的哭喊和挣扎，周在曾的体外射精。
法院审理认为，周某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通讯员林采李文）
本报讯(记者吴秀云实习生刘美婷)工厂主管在打工仔的女朋友面前揭他的伤疤，还偷看他的日记，并把日记里的隐私内容传播出去。因为不满主管的所作所为，心存愤恨，在广州打工的孙联君纠合老乡乱砍主管并致其死亡。昨日上午，被告人孙联君等三名被告人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坐在广州中院的被告席上。
据指控，今年27岁的孙联君是重庆人，今年4月，他和自己打工的广州某工厂主管郑某某(被害者)关系不和，且知道自己的工作干不下去了。今年4月24日，他打电话给在东莞的老乡“水牛”(另案处理)向其讲述跟主管的事情，后跟“水牛”商量决定给郑某某一点教训。
第二天中午，“水牛”便伙同其老乡佘中成、陈方彬一起来到广州矿泉街和孙联君会合。孙发现他们只带了一把匕首在身上，便主动提供了两把菜刀给他们。据孙联君在庭上表示，这两把菜刀只是用来“吓唬吓唬他”。
当天傍晚，他们便来到了宿舍附近进行踩点，熟悉环境后，他们便在那里守候着郑某某。晚上9点左右，郑某某下班回来，经过孙的指认后，“水牛”等人便冲上去对郑某某进行殴打和乱砍，其间郑某某大声求救。
不一会儿，孙联君等人在慌乱中逃跑，郑某某倒在血泊中当场死亡。据法医鉴定，郑某某是因为身上多处受伤而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在昨天的庭上，郑某某的家属向三名被告人提出包括死亡赔偿金、误工费、交通费等共27万余元的赔偿。三名被告人均表示对起诉书的故意杀人指控有异议，他们辩称他们只是伤害被害人而已，并没有杀人的故意，而至于事实部分则均表示没有异议。在庭上，孙联君称，他的上司郑某某经常偷看他的日记，而且把自己得了病的消息告诉其他人，令他很生气，便萌生教训他的意图。
为追求夫妻间“性”福和谐的生活，绵阳某研究院的工程师梁女士到成都青羊区庄医生医学美容诊所进行了注射缩阴手术。未料该手术导致她阴道侧漏，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她为八级伤残。无奈之下，梁女士将庄医生医学美容诊所和当事医生告上了法庭，要求二被告承担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26万余元。昨日上午，青羊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据梁女士说，2002年11月7日，她到成都市青羊区庄医生医学美容诊所就“注射缩阴”手术作了咨询，并在医院保证无副作用的情况下，由庄景菊医生进行了缩阴手术。手术后第二天，她的身体就出现不适，她多次到“庄医生”进行复诊和治疗，一直无好转迹象。后经四川省人民医院，她被确诊为缩阴手术导致阴道侧漏。2005年10月9日，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经鉴定，综合评定梁女士为八级伤残。
两年以来，丧失性功能的梁女士一直生活在极端压抑之中，原本和睦的家庭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无奈之下，梁女士与“庄医生”和当事医生庄景菊打起了官司，要求二被告承担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26万余元。
上午9时许，庭审正式开始，法庭就梁女士的伤害是否与“庄医生”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和具体赔偿金额进行了激烈地辩论。
梁女士诉称，自己进入该诊所时原本没有疾病，然而在进行了缩阴手术后，却落下了八级伤残，“这一定是医生出现了医疗失误，才导致此次手术失败”。庄景菊的辩护律师邓盾则称，梁女士在手术后出现阴道直肠瘘，是因为其凝血机制比一般人稍差，导致其阴道在术后出现血肿。“这属于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庄医生做过200多例类似手术，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邓律师说，很有可能是梁女士在做完手术后，不遵守医生的嘱托与丈夫发生性行为，而导致阴道感染恶化。
据梁女士的律师徐刚称，梁女士在进行完“注射缩阴”手术后身体出现不适，后经医院确诊为阴道侧漏。经治疗，其病情一直未痊愈，后经鉴定为八级伤残。因此，两被告需向梁女士支付5万元残疾赔偿金。但“庄医生”的律师何意认为，梁女士提出的赔偿项目及计算方式没有法律依据。她称，八级伤残”没有让梁女士丧失劳动能力，也未对其工作和日常生活造成损害，故对5万元的索赔不予确认。交通通讯费和营养费各1万元这两项索赔也同样缺乏法律依据。
梁女士还表示，丧失性生活能力的她一直生活在极端压抑中，据此，她要求两被告赔偿1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邓盾律师对此表示：“虽然我个人十分同情你的遭遇，但目前最多也只能人道主义地支付你5000元钱，多一分也不行。”
由于梁女士要求26万余元的赔偿，而两被告只愿赔其中的4万元，双方在赔偿金数额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午12时许，法官宣布休庭后，当事3方均同意由法官主持调解此案。（青法本报记者肖逢时实习生叶晓川）
本报讯(熊爱虹记者姜学峰)为讨欠款，债权人非法拘禁债务人，结果“玩火者”受到惩处。
郭嘉多年来一直在道外区做花生米生意，由金某负责送货，双方保持货物供销关系。今年3月初，金某的儿子冯忠先后两次为郭嘉送去价值9.1万余元的花生米340袋。因都是老熟人，且双方一直都是郭嘉卖完花生米后，再往金某的账户打款，双方当时没有结账。3月中旬，金某给郭嘉打电话时，郭嘉的电话关机，预感到她可能不干了，被拖欠的欠款无望讨回，冯忠同家人商量对策。
3月23日下午，冯忠同金某一起来到郭嘉家中，算账时双方发生分歧：郭嘉表示，在冯忠第二次送货时，就已经将两次货款9.1万元交给了他，并提出给的钱都是成捆儿的50元、100元面值，冯忠是装在兜子里拿走的。而冯忠则对此否认，并威胁郭嘉写下欠条。冯忠离开后，从外面进来七八个男子，蒙住郭嘉的头部，将其推入一辆轿车，开往吉林省松原市。
24日上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郭嘉给家人打电话，催促家人将4万元钱汇到指定账户。下午14时许，看守郭嘉的两名男子曹爽、李卫将郭嘉轮奸。当日晚18时许，收到郭嘉家人汇出的钱款后，郭嘉被扔到一公路旁。与家人取得联系后，郭嘉向警方报案。
道外区检察院认为，冯忠为索取债务而拘禁他人，其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罪，对其予以批捕。曹爽、李卫因涉嫌非法拘禁罪、强奸罪亦被批捕；11月1日，参与此案的另一涉嫌人员吕某被公安机关移交检察院。
办理此案的检察官表示，参与此案的许多人员与郭嘉并没有直接过节，例如吕某，参与非法拘禁郭嘉时尚不知何事，只是出于哥们儿义气，糊里糊涂被拉上“贼船”。但法律无情，做出非法行为就必然要受到法律惩处。
中新网北京十一月十六日电(记者周丹钰)记者今天在此间召开的第三届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博览会上，看到了一款名为“超级女声”口用另类安全套，这一风靡娱乐圈的热点名词赫然出现在安全套包装盒上。记者在现场看到，厂家免费派发的一万多只“超级女声”口用安全套和同性恋专用的“同志”安全套在半小时内就被争抢一空。
这两款安全套引起了同性恋组织的特别关注，记者在现场遇到一个来自美国的同性恋人群代言人。这位代言人说，他们有四十多个同性恋组织，近五千万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恋人群。这两款安全套的亮相，表明中国社会对这一人群的宽容和接受，这两款安全套会有市场。
与会专家认为，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口的性行为是变态甚至是违法行为。“超级女声”口用安全套的公开亮相，彻底颠覆了这一传统的偏见与禁忌。
据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超级女声”口用安全套由桂林乳胶厂推出，这是他们为配合这款新推出的另类产品刚刚申请注册的商标，同时他们还申请了“女子乐坊”商标，此次是首次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