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9时30分，记者在该市场看到，肉类摊位均有猪肉出售，顾客也未曾受先前行为的影响。一位鱼商向记者证实，昨日早上8时左右，该市场的猪肉的确被查收，“一大块一大块地拉走。”一位杂货摊主证实旷女士的说法：“是听说猪肉有问题，要拉回去。”
在采访中，十五六户肉类摊主均不愿透露情况。一位帮忙售肉的女士介绍，这些肉是从南山肉联厂送来的。但昨日卖的过程中，摊主接到通知，有人来将所有猪肉拉走，“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对于记者所见正在销售的猪肉从何而来时，该女士称是从肉联厂运来的另外一批，“9时20分左右运来的，跟早些时候卖的不是同一批的。”
在该市场管理办公室里，记者就此询问一位工作人员，他证实猪肉确被运走一批，是该市场的工作人员所为，但其称当时并不在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同样一幕上午同样发生在南山区西丽九祥岭菜市场。住在附近的林先生说，周边居民一般都在该市场买菜，“今天早上9时左右，突然菜市场的猪肉都被人收走了。”
林先生说，收走猪肉的是市场管理处的人，“听摊主和市场保安说，是因为早上有批猪肉怀疑有问题。”
收“猪肉”的范围还不仅局限在菜市场，随后住在附近的居民相继在家中被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询问他们昨日是否在该市场购买过猪肉。“只要听说有人在那里买过猪肉，就要我们把肉上交给他们集中处理。他们说买肉的钱可以找市场或有关部门去退，但格外叮嘱不要吃这些肉。”住在附近的李先生说。
昨日中午记者赶到时，收肉的行动基本已经结束。对于上午该市场收回“猪肉”的一幕，当地居民和菜市场多名摊主都给予了证实。
除了当地原自然村的村民，附近一些楼盘小区也发出同样要求。在该市场附近的南国丽城小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主说，上午小区管理处的保安就挨家挨户通知：凡是这两天到该市场买过猪肉的居民，不要食用，集中交到管理处，由管理处统一送到居委会交去卫生防疫部门化验。另外，管理处在每栋楼门口墙上贴了有上述内容的“紧急通知”。记者随后看到该通知，署名是该小区管理处，发布日期是“2005年8月13日”，通知尤其强调：“若有业主已经食用，请及时到管理处登记。”
收肉事件多多少少已经引起了一些市民的猜疑和紧张，但相关部门随即采取的应对措施还是让着市民多了些安全感。
上述“反常”举动引起了附近一些居民的议论和紧张。住在该市场附近的张先生说，“猪肉几乎是家家户户每天要吃的，现在突然说有问题，还要回收，感觉有点怪！”
一些已经在该市场买过猪肉并食用的居民更是紧张。在采访中，这些居民纷纷猜测这些猪肉“到底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吃了，会不会得什么病，该怎么办？”
不过，当地街道、社区和小区管理处的挨家挨户通知登记，还是让大多数居民感到心里有底。“管理处不但贴了通知，还通过小区广播提醒业主，如果没有他们的及时提醒，相信我买的肉早就吃掉了，”南国丽城的一名业主说。住在菜市场附近的林先生说，当地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从上午发通知，直到下午一直在每家通知登记，并叮嘱如果吃了市场的猪肉，一定要到有关部门进行登记。
附近小区管理处的负责人说，他们也是接到社区居委会通知后第一时间通知居民的，“具体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不过接到通知是说那个市场猪肉有问题，要紧急收回，市场的猪肉也被撤了。”关于具体情况，该负责人表示不清楚。
据了解，此次被收回的“问题猪肉”都是同一批次的猪肉，涉及100多头猪，主要由南山肉联厂发给南山区内多家菜市场。问题猪肉主要流向南山华侨城和西丽片区各街道的菜市场，初步调查这批猪肉来自河南。
目前，南山区有关部门联合公安、城管等多部门，正对仍流通在市场的猪肉进行追缴。有关人士透露，相关追缴仍在继续，“对于市民已经买走的问题猪肉，回收比较困难，尤其是有些市民已经把部分肉吃了，目前我们已经把所有食用过上述猪肉的市民逐一进行登记，一旦发现他们有不良反应，将尽快安排治疗。”
有关部门透露，被涉及的“问题猪肉”仅是一个批次的少量猪肉，深圳市场绝大多数的猪肉都是安全和合格的，为使市民能正常吃到猪肉，当地部门已经从另外渠道将安全猪肉投放市场，提醒市民不用谈“猪”色变。同时，上述接触该批次猪肉的市民，有关部门表示也不用紧张，只要是猪肉煮熟后，接触或食用应该问题不大。
至于该批“问题猪肉”是否像某些市民猜测的那样“感染猪链球菌”，目前相关权威部门没有透露，有关人士称目前猪肉仍在化验，暂不排除这方面可能。
在近日召开的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市民建言会上，有市民代表建议“北京市应提高外地人进京门槛”，再次引发了关于外来人口问题的讨论。之所以说是“再次”引发讨论，是因为这个话题“至今已觉不新鲜”，甚至引起了不少人的“阅读乏味”。
不少人相信这样一个共识：如何对待“外地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理念是非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决策的问题。它考验的不仅是人们的理性和良知，更考验决策者的公共智慧。我们必须思考：外地人口流入大城市，其最初的决定力量是什么？人口的流入只是给城市发展带来包袱吗？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该以什么样的胸怀来面对流入人口？
葛剑雄：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没有真正的迁徙自由；改革开放特别是最近这些年，迁徙自由逐步变为现实———这是前所未有的，政府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大家对人口迁移有各种反映，从而引发社会关注，也是正常的。第二，外来人口的确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是应该正视的。另外，原来的城市规模、设施、管理条件以及城市人口对外来人口的种种观念，都已不符合中国人口迁移的现实。
季卫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迁徙，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主要城市人口迅速膨胀，而地方的公共服务越来越空虚。这让大城市感到压力。北京面临举办奥运会的任务，社会治安问题面临考验；越来越多的外地流动人口流入北京，让它感到很难控制。到底采取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容易引发不同看法。
黄柯可：“外来人口”这个词，我听着就很别扭。我认为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规律支配下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现在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从整体上说是积极的。任何国家都要走这个路。而且我认为中国人口流动的高潮还没到呢。
黄柯可：我是这样分析的：产业结构的最优比例应该是第三产业最多，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少，但现在我们恰恰颠倒过来。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尽人皆知，但它的农业人口占11.8％，而第三产业占58.8％，它的产业结构比我们要好得多、优化得多。更不用说美国英国，它们的农业人口占1％到2％，日本占5.1％，也就是说，农业人口比例基本在5％以下；而它们第三产业所占人口都在70％以上。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中国劳动力分布在农村还占50％，第二产业占21.4％，第三产业占28.6％。
所以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是非常巨大的，他们都是潜在的流动人口，所以我说，中国人口流动的高潮还在后边。这样的讨论也会有很多。
葛剑雄：这样的争论是民主建设的一个基矗让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这样政府决策时就容易体现民意；而且就算将来出现问题，也比较容易让大家面对现实予以化解。但现在发表意见比较多的是城市里边的人或者已经定居的人，而大家讨论的对象———外地人就没有充分发言的机会。这是不应该的。
新京报：限制“外来人口”的理由之一是人口总数与城市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葛剑雄：这个问题在实际中要准确理解。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管理方式，甚至同一个城市在不同的阶段，承载力是变化的。一般来讲，人口产生一定压力恰恰是促使城市改善或者增加承载力的动因。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有多大的承载力？现在的北京有多大的承载力？虽然人口增加那么多，但是现在的承载力强还是当时的承载力强？恐怕还是现在！关键不在于城市的承载力，而在于城市的发展需要。
另外，不同的产业、不同的资源利用方式，也会导致容纳的人口数量不同。比如说香港，消耗的资源肯定不如北京多，人均产生的效益或GDP肯定比北京高。美国的硅谷消耗的能源相比较而言并不是很大。
葛剑雄：这是一个动态的比例，而且其前提是要服从城市发展规划。比如首钢迁出与否就会影响承载量。
如果北京的发展计划改变了，也会影响城市人口的承载量。静态的数字出来以后，超过城市的承载量怎么办？
是否只有把人迁出？一个地方对外来人口有吸引力，这是一个城市的很大优势。北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说明外来人口看好北京的发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什么人想来了，那就是它走向衰亡的开始。
季卫东：日本在人口转移方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开始人口都集中在东京及其周围，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高速公路网络的实现，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减弱，企业对地方投资的比较劣势得以明显改进，政府为年轻人向地方就业提供政策优惠，大大缓解了东京等大城市的人口压力。所以我认为，振兴地方经济是防止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重要措施。
季卫东：有两个因素最影响人口的流向和密度：一是政府机关在某地密集的程度。政府机构高度集中，个人和企业就容易得到信息优势。特别是在政府权力比较大、管的事情比较多时，公民或企业为节省办事成本，就必然集中到政府机构所在地。所以我们看到，外国的企业也好，地方政府的驻京办事处也好，都集中在北京。
二是经济增长率。哪个地方经济增长快，哪个地方就有机会，人口必然就流向这个地方，挡也挡不祝如果采取人口准入，就意味着政府机构有审批权，这实际上给掌握这些权力的机构提供了寻租机会。物以稀为贵，就产生了供求关系问题，加强了北京市的诱惑力，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加剧人口压力。
葛剑雄：即便是盲目流动的人口，只要管理得当，只要采取的措施符合人口迁移的基本原理，那么它逐步会趋向理性。比如说当年“闯关东”、“走西口”都是盲目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也有一定的盲目性，但政府加以引导，一开始是大幅度的鼓励，后来逐步缩小优惠政策，最后加以限制，所以这实际上是政府管理的事情。
黄柯可：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在运动中的稳定，应该是在流动中的稳定，而不能是限制流动的稳定。我们国家古代不就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说法吗？流动中的稳定才是社会稳定的本质，才体现治理国家的本事。打个比方，在风平浪静的湖面上，你让船不沉下去，那算什么能力啊？真正考验掌舵者能力的，是看他在大江大河上怎样让船行得平稳。所以我觉得测试一个政府的领导能力也好，一个城市的治理能力也好，应该看他在流动中驾驭局面的能力。
季卫东：人口问题应该和产业发展、土地的利用、交通的合理规划联系在一起，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一个对外来人口简单的开门或者关门的问题。
北京的上千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多一点，占全国财政开支的2.7％；日本东京在20世纪50年代占全国人口的10％，财政支出也占全国的10％，人口比例和财政支出的比例相当。所以存在现有的财政预算是否合理的问题。按道理如果你的财政支出比例比人口比例高出一倍多的话，北京市的公共设施应该是更好的，容量应该是更大的，至少可以说，人口的增加现在还不到紧急刹车的时候。如果能够通过解决财政预算的问题来控制人口，或许是解决人口问题的釜底抽薪之道。
季卫东：是的。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但财政公共投资明显向大城市倾斜。如果既要控制城市规模，又要在财政投入上倾斜于大城市，这显然是矛盾的。很多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高速发展时，国家应把公共投资重点转向地方。这时候即使不往大城市加大公共投资，因为大城市有优势，企业也要进去；但如果经济发展缓慢了，甚至出现泡沫破灭的情况，地方的机会就更少，人们就更要往大城市挤。
从地方福利的供给来看，如果把财政投资向地方倾斜，各个地方的福利供应都会上升，一方面形成一种全面发展的态势，也可能会使很多人不再只往大城市流动。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应该在财政方面进行调整，公共投资的重点应该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转移到各个地方去，这是根本性的措施。
葛剑雄：美国是世界上著名的移民国家，无论是否合法移民，一到美国，都会有各种慈善团体、宗教团体来为他们提供方便。我们是文明礼仪之邦，我们是否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各地的本地人为外来人做了什么？举个例子说，各地对外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等到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一旦出现犯罪率高，事实上是谁造成的呢？如果他们能够及时进入学校，及时跟本地人打成一片，是否会避免或者缓解这种问题？
新京报：我们经常遇到诸如“外地人如何如何”的整体性判断。公民该以怎样的精神面对？
季卫东：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公民的人格不受任何其他因素限制，没有疆界。另外，公民社会通过法律形成一个共同体；第三方面，公民本身有一定的自律能力，有一定的道德责任感的要求。这个本身有一个前提，就是国家本身的公共性。现代国家大多是民族国家，有全国统一的市场，当省籍意识、地方意识很强的时候，说明还没有一个统一市场的意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关系比较弱。也就意味着地区之间的分工、人与人之间职能分工还没有完全渗透。
中国还有很大程度的地方各自为政偏向。这与中国很多的政府制度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国地方很大，往往采取中央和地方分别治理的方式，再加上相关制度不配套导致的公器私用的情况，所以导致国家的公共性意向比较弱，人们原来的认同还局限在家族、乡土，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还有一个需要发展完善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葛剑雄：文化有差异，我觉得首先应该互相尊重，只要不犯法，很多事情都是允许的。本地人如果存在这些问题也必须同时得到注意。
这样的标准对本地人或者外地人是一视同仁的，但是要考虑到外来人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要有一段过渡和耐心。
所以美国加州的激烈争论就体现了城市的精神和理性平和的公民精神。还有捷克的首都布拉格成了世界流浪艺人的天堂，如果当地没有一点宽容平和的精神，恐怕早就要下令驱赶了。
季卫东：首先公民要纳税；关涉到他的利益的问题，他都能参与甚至决定。外地人没有北京市民身份的时候，就往往没有归属感。这说明社会没有给他一个适当的身份，他对这个社会的公共事务又没有发言权的时候，他也很难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融入这个社会，承担他的社会责任。
在国外，地方性的居民税是增强公民责任感的重要方式。它不单可以调节人口，因为发达城市的居民税要比其他地方的居民税高，这就是一种负担；其次就是说，只要你纳了税，你就是这个市的市民，这是一个开放体系。
任何人只要具有合法身份，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居住，政府的责任不是审批，而是登记。这样市政府能够充分掌握老住户及流动人口的准确数据，便于政府治安、社会管理。只要在这里定居缴税，他就被视为市民，就能够为市政建设提供经济支持，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据介绍，深圳“十五”计划制定的2005年人口规划目标为480万人，目前深圳实际管理人口超过1000万，人口总量的大幅增长，对深圳城市可承载力构成严峻挑战。近年来深圳资源“瓶颈”问题凸显，城市发展空间不足，水、电、油、运全面紧张。
———《人口总量逼近承载力极限深圳将控制外来人口》，7月31日《广州日报》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市民建言会”第一专唱——“如何看待北京市越来越多的人口问题”，7月21日启动。代表们认为，人口调控要坚持疏堵结合。一方面，要严把进口，实行较严格的户籍准入政策，规范人口迁入管理，高等教育应逐步实现从数量普及向质量提升为主转变，减少市外生源迁入。
———《我市“十一五”规划首场市民建言会成功举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8月10日
新华网消息据路透社报道，希腊国防部官员说，在雅典东部坠毁的塞浦路斯客机的机长在飞机坠毁前的几分钟没有在驾驶舱内。
这名官员说，这架飞机和雅典机场控制塔失去联络后，国防部已经派两架F-16战机护驾。战机的驾驶员说，他们没有在驾驶舱内看见机长，副驾驶好像瘫坐在椅子上。（苏影）（专稿）
新快报兴宁专电(特派记者魏凯李国辉)热带风暴“珊瑚”的靠近昨日给兴宁市带来一场暴雨。尽管矿难现场抢险人员冒雨继续各项工作，但暴雨依然给抢险带来不小难度：
原定于昨日中午完成的风井水泵安装工作被迫推迟；同时，昨日下午物探测量组因天气原因已经停工，预计等天气好转复工。
昨日下午1时许正是暴雨最急的时候，风井井口近20名从各地赶来的支援队员依然冒雨继续工作。据在现场指挥的兴宁市市长助理陈海燕介绍，暴雨给抢险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风井的调度绞车也因故障推迟了风井水泵的安装进度，原定于中午12时完成的水泵安装工作被迫推迟，具体到何时完成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