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案情特别重大，法院在审案中十分慎重，对于“河南老头”的身份等问题，一直都在调查，所以相隔好几月，二审才判决下来。刘京被终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京团伙其他6人也分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2005年10月29日,在刘京罪恶生命最后一天，当笔者来到海口市第一看守所，刘京身边的地上已有好几根烟头，他着装一如平日，现场气氛严肃。法官验明正身后，宣读省高院的终审裁定及执行死刑通知书，就在那一瞬间，他的脸色变得苍白。
最后，刘京签收了裁定书。当法官问及其有无遗言时，刘京表示有话要说，海口市中级法院的书记员负责记录。近300字的遗言，刘京说了20分钟。他逐字逐句斟酌，语速非常慢，书记员每记录一句，他都要“检查”一遍。
“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法官帮其拨通家里的电话。母亲不在家，是父亲接的电话。当父亲的声音传来，刘京一直保持的冷漠表情瓦解了。他抽搐着下巴，一滴眼泪慢慢地流了出来。
“爸，我是刘京、刘京……我是你的儿子呀。”父亲有点不太相信是儿子刘京给他打电话，刘京急切地解释。“我最近可能要走了，希望你们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
“是今天走吗?”刘京的父亲已能感觉儿子话中的含义。“不是今天，就这几天了。儿子做了这么大的事情，该是我面对结果的时候，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的儿子。”
8点10分，刘京被押到海口中院第九法庭进行公判。瞅住机会，笔者和刘京进行了简单的对话。
9点30分，公判会结束，刘京被押赴刑场。“你说有没有来世？”在押赴刑场的路上，刘京问同伙何添成，有意思的是何添成却没有搭理他。
（本文原标题为武警退役大漠越狱杀人练胆，副标题为一个大魔头的灭亡之路）
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新任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沿续历任省委书记的习惯，专程赶到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敬献花圈。有参观的群众认出了他，说，“这不就是张春贤书记吗？”个性开朗的张春贤立即迎上前去和他们握手：“我就是张春贤，我是来为你们服务的。”
这一天同样也是新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上班的第一天。他带领官员深入三峡库区，考察企业、学校，看望贫困群众。而张春贤在考察企业和农村时，专门来到湘潭市霞光看望贫困户潘正元，进门的时候他亲切地说：“正元，我们来看你了。”
人们还记得胡锦涛总书记12月中旬在青海考察时看望困难群众和在北京发动机关干部捐款，总书记对领导工作的方向性提示，在两位新任省委书记身上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张春贤和汪洋均为中央下派的干部。加上从新闻出版署署长位置调到贵州的石宗源，三位中央部门高级官员出任地方主要负责人，显示十六大以来的中央地方人事交流在持续进行。
张春贤今年52岁，被海外媒体称为“具国际视野的官员”，在担任交通部长时就被视为政坛新生代人物。他很早就在中央部委任职，除短期内担任云南省省长助理外，大部分时间工作都没有离开北京。
在张春贤任职交通部长的三年间，交通部被人屡屡提及的一句口号是“让农民走上柏油路和水泥路”——这也响应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亲民”理念。
2003年来全国建设和改造农村公路近40万公里，农村沥青路和水泥路建设“超过前53年的总和”。而他的前任黄镇东任职交通部部长期间，主要精力放在同样艰苦的全国高速公路修建上。
前任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和张春贤在中央部委步入高位不同，他一直在湖南工作至今。上任十年来，他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严厉”和“不苟言笑”。2005年“两会”期间，湖南一家媒体记者想给杨书记拍张照片，要他笑一笑。杨正午说“我笑不出来啊”，最后记者终于如愿。第二天这张照片上了报纸，许多读者打电话进来，说“书记笑了”。
杨正午少年贫苦，几位亲人相继病亡，据他的校友回忆，杨正午小学时几乎没穿过新鞋。
从乡、县、州等领导岗位上历35年才升至省长高位。少年时的贫苦使他对农民生活极为熟悉——他担任省委书记第一年的春节，便带领干部跑农村下乡。
汪洋出生于1955年，就任市委书记时仅50岁，同样被视为政坛新星。他是中央候补委员，拥有硕士学位，在到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工作前，他曾在安徽工作，担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2003年，汪洋晋升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国务院办公厅常务、综合经济、发展和计划、劳动和社会保障、能源和矿产、重点建设等工作。
有观察人士认为，汪洋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一方面因为他拥有中央和地方工作经验，同时他也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这些知识和经验储备有助于他到重庆开展工作。
汪洋的前任黄镇东和他一样自地方而入中央部委，担任了12年的交通部长后，接替现任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在2002年10月就任重庆市委书记。在任期间，交通建设是他的拿手好戏，三年来重庆的交通在他领导下发生了巨变。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今年59岁，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历任县、州、省各级领导职务，在1998年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前，他长期在甘肃工作，2000年起从吉林省委副书记任上调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是河北保定人，回族。熟悉他的人说，石宗源“严肃、正派而亲切，工作很有魄力”。
沿着时间往前追溯，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持续进行。2005年3月，中央安排70多名干部至东北任职，2005年3月，云南省副省长邵琪伟出任国家旅游局局长。2004年11月，四川省委副书记刘鹏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2003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出任黑龙江省省长。一批重要干部如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宁夏自治区区委书记崔波、新疆自治区副主席胡伟均来自中央部委。
本报记者统计显示，“十六大”之后调整的18个省市区党委书记中，有12个是跨地域或从中央转赴地方任职。原地“升任”省委书记的6人中，赵乐际为长期在青海省工作并提拔，其他人都有在其他省市区工作的经验。
晨报讯(记者冯翔)1月2日深夜10点30分左右，气温零下20度，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二手车市场门口的马路边，一个小生命在这里委屈地出生了。
父亲焦急地脱下自己的毛衣，把刚刚出生的儿子和妻子一起紧紧地捂住。在一辆出租车拒载开走后，无助的他只能高喊“救命”……
“刚到马路上，孩子就生下来了……我拦了好几辆车都不停，就使劲喊：救命！救命呀！”
“露天出生，容易受风，新生儿很可能导致多种后遗症，你要清楚这一点！”半个多小时后的沈阳市第四医院妇产科，女医生大声告诫一个男人。后者一个劲儿点头。
这个男人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记者一再问他缘故，他才激动地说：半个小时前，他怀孕八个月的妻子倒在地上，生下了一名男婴。
“9点多快10点，她说肚子疼挺不住了，我就背着她往外跑！刚到马路上，孩子就生下来了……我媳妇儿迷糊了，我拦了好几辆车都不停，就使劲喊：救命！救命呀！”
在零下20度的寒风里，他把外衣和毛衣都脱了下来，把妻子和露天生在马路边的儿子紧紧捂住！
这个男人名叫张向军，今年34岁，家住朝阳凌源农村，来沈阳打工已有几年时间。
“我记得向军拦了一辆出租车，人家不拉；向军说我给你跪下行不，那人也不拉，开车就跑了。”
昨天上午，记者在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见到了张向军瘦弱的妻子宫贺兰。
由于早产受寒、受挤压等状况，孩子身体状况出现异常，连夜转到了儿童医院ICU重症护理病房。
“昨儿晚上差点没把我憋死……我记得向军拦了一辆出租车，人家不拉；向军说我给你跪下行不，那人也不拉，开车就跑了。向军喊救命，后来我就不知道了……”夫妻两人早已泣不成声，手紧紧握在一起。
“听说孩子要不行了？”虽是询问，宫贺兰的眼泪却已打湿了枕头。得到记者“没事儿，放心”的回答后才躺下——她产后就开始发烧，现在全身都疼。
上次妻子想吃酸的，张向军给她买了二斤酸菜，现在挂在墙上还有一斤多。
昨日上午，记者打车带着张向军赶往他的家——皇姑区与于洪区交界处的一片棚户区。近百米外，车就进不去了。记者跟在张向军身后，足足用了20多分钟才走到约1000米外他的家——一个大杂院中的一间小屋。
在这间10平方米不到的小土屋里，一个挨着炕的灶台既煮饭又保温。一盘青椒炒豆腐干是怀孕期的营养品。上次妻子想吃酸的，张向军给她买了二斤酸菜，现在挂在墙上还有一斤多。
“放这屋的东西，除非冻，不会坏的！”70岁的房主姜老太踹踹结了冰的水桶。“房钱都欠我仨月啦，加上电费将近400。”
“工钱要不回来……要不是没钱，我能租个打车那么费劲的房子？孩子能早产么！”
昨天傍晚，记者陪张向军来到儿童医院，医生说孩子气管、肺部多处出血。
“我这一年是实在没辙了，工钱要不回来……要不是没钱，我能租个打车那么费劲的房子？孩子能早产么！”张向军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他告诉记者：今年他们100多人在铁西、皇姑多处建筑工地打工，被欠了几十万元的工资，其中张向军一人被欠了一万多。
工友们凑的救命钱用完了，张向军就四处求人，终于托妹妹借来2000元钱，然而这只够儿子一天的治疗费用。
“实在不行，我这孩子就不能要了，带回来，听天由命。”张向军两眼发直，已经满脸是泪。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的日子。带着对他的深切怀念，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老外交官，他们都曾给周总理做过翻译。就让我们跟随着他们的动情叙述，去感动、去怀念……
●“伊朗的阿什拉公主对周总理非常敬仰，所以她提出一定要去看周总理。那次是最后一次见总理，当时他脚肿，穿了一双很大很大的特制布鞋……”——华黎明
●“过去，周总理签字是很快的，但是这一次签字，他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来’三个字花了很大劲和毅力才写出来。”——程瑞声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他去世以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中。1975年7月1日，中国同泰国建交，同泰国的建交公报是由周总理和泰国总理两个人亲自签的。那时候总理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双方就在北海对面的305医院里会见的。
我们进去后看到，总理因为脚肿，已经不能穿皮鞋了，他穿的是布鞋。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总觉得总理好象身体平常挺好，没想到总理病成了这样。但是，在接见外宾的时候，他还是打起精神来，就像健康人一样，讲话的思路非常清楚。谈完之后，他就跟泰国的总理一起签了建交公报，然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拍完照之后，他们又握手告别，泰国的外宾以及我们中方的几个领导都一一跟他握手。
当时，我们翻译站在后面，我觉得自己是小同志，不敢上去跟他握手。而且我觉得总理很累了，想让他能快点休息，所以我就往外走。这时候，总理突然把我叫住了，他可能记不得我的名字了，他就说：“哎，你怎么走了？”我就转身回来，走到总理身边，总理握着我的手说：“你回来了。”我非常吃惊！因为1971年的时候我作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被派到联合国。没想到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居然还记得我被派出去这件事。
在文革期间，我曾负责中国和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泰国的外交事务。1975年7月1日中国和泰国建交，当时泰国总理是克立·巴莫。而周总理这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根本没法出院。本来当时的代总理邓小平是可以签约的，但是克立·巴莫提出来要和周总理签约，那就只能到医院去。后来是到305医院签的字。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周总理。过去，周总理签字是很快的，但是这一次签字，他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来”三个字花了很大劲和毅力才写出来。这也是他签的最后一份公报。
最不平常、最使我激动的是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出席这种大型招待会，当时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招待会的礼宾工作。之前，我们知道总理已经生病了，都盼望着总理能够康复，来主持这个招待会。
当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同志们克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当时总理的脸庞已异常削瘦了。如果按一般的惯例，周总理要发表一个国庆致辞，由于总理的身体比较虚弱，大家就请求他不要讲了，但是周总理还是坚持要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总理的讲话多次被听众的掌声打断，他讲完后，大厅里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时大家都期盼着他能早日康复，但是很遗憾，这次讲话成了他最后一次讲话了。
还有一个最令人悲伤的场面，就是1976年1月9日，向总理的遗体告别。那是个星期天，我正在家里的时候，突然礼宾司的一个同事通知我，马上到北京医院去，向总理的遗体告别。当时正式的遗体告别仪式还没开始，就是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医护人员、警卫人员等向总理遗体告别。我看到总理的遗体仰卧在鲜花丛中，脑子里想起总理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和过去跟随总理工作的一些情景，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1973年，周总理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接待了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这是中法关系史上法国总统第一次访华，也是当时西方国家大国元首第一次访华。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尽管身患癌症，还是坚持亲自主持接待工作，以非常顽强的毅力支撑病体去机场接，接回来之后是宴会和会谈，之后又全程陪同蓬皮杜到大同、杭州和上海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