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11时20分左右，两名嫌疑人抱着女婴在新乡站下了车。在站前广场逗留片刻之后，坐上出租车离开。刑警们乘车尾随。
半小时后，嫌疑人所乘的出租车停在了新乡至辉县公路中段的一家酒店旁。一名嫌疑人打了一个电话后不到两分钟，一辆摩托车开过来停在出租车旁边。车上坐着两名男子。
此时，尾随至此的刑警们迅速上前形成合围。几分钟后，4名嫌疑人被捕，一名被拐女婴被解救。
骑摩托车的两人是父子关系，由于儿子郭强(化名)尚未成年，警方将其教育释放，但父亲郭士县却引起了警方的重视。民警发现，郭士县曾因重婚罪和贩卖假币罪先后两次被新乡县人民法院判刑。而他的妻子张计韦和堂弟郭士斌，都因涉嫌贩卖儿童，于去年10月间被警方抓获。
经多次对郭士县及其他嫌疑人的审讯，警方认定，郭士县是新乡地区众多人贩子的主要“上线”，他也是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众多人贩子在新乡的重要“下线”。
郭士县落网后，警方又初步锁定了他的一些“下线”，其中包括他的妹妹郭士英等人。此后，一些嫌疑人陆续落网，但郭士英始终在逃。
进一步调查取证后，警方基本掌握了人贩子的犯罪流程及相互关系，并绘制了一张涉案人关系图。
在参与的贩卖人口活动中，郭士县处于最中间，他的上方有至少十余个“上线”，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省，都与他保持着固定联系。他们把从各地拐来的婴幼儿不断送往新乡，交给郭士县。郭士县把孩子们卖给自己的“下线”后，再由他们层层加价转卖，直到卖给希望养孩子的最后买家。
“就像市场进货卖货一样，他们的贩卖人口活动也形成系统。郭士县在其中就像一个批发商，他向上与那些‘货源’联系，在确认有孩子要来之后，立即与自己的‘下线’沟通，然后把孩子卖给有把握出手、愿意接收的人。”新乡铁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跃军说，郭士县的“上线”为保证自身安全，从不来新乡。“他们雇用一些‘马仔’，给他们买好火车票，再发给他们一个手机，告诉他们郭士县的电话号码。”
在与郭士县确认交易细节后，“马仔”们通常在新乡郊区的路边把孩子交给郭士县后立即返回，郭士县给他们几百块钱作为回程路费，回到“上线”那里后，“马仔”们才能领到此行的辛苦费。随后，郭士县或其亲友会通过邮政或银行账号把买孩子的钱汇给“上线”。
“郭士县和他的‘上线’们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互信，所以交易时都不用现金，既防止‘马仔’携款出逃，又可以防范警方。”张跃军说。
张跃军还说，与郭士县保持直接联系的“下线”至少有十余人，有时他们去郭士县家领孩子，有时跟着郭士县直接从“上线”派来的“马仔”手中领走孩子。郭士县付给“上线”的基本报酬一般是每个孩子1000元左右，而他卖给“下线”时，要根据孩子的性别、外形、身体条件等因素为孩子定价，一般都在几千元左右。
新乡警方确认，在被解救的34名被拐婴幼儿中，至少有7个孩子是郭士县经手直接卖出的，其中有些孩子被转卖了至少8次，卖价从几百元涨到了最后的19000元。“这还只是从郭士县的‘上线’开始算起，到最后交给买家结束的。郭士县的‘上线’接手之前，孩子被转卖的次数和价格我们无法得知。”张跃军说。
在郭士县的妹妹郭士英家一间废弃的小房子里，警方发现20多张汇款单。汇款人是郭士县、郭士英等人，收款人则是他们的“上线”，主要集中在广东湛江一带。这20多张汇款单是去年9月12日至10月12日一个月内汇出的，平均下来几乎每天寄出1张。收款人共13个，金额总计7万元，其中最少汇款额是1000元，最多的一笔是9200元。
警方分析，这是郭士县等人付给“上线”的“货款”，虽然是20多张，但涉及的被拐婴儿决不会只有20多个。
郭士县，50岁，初中文化程度，家住新乡市郊小块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因犯重婚罪被判刑，缓期执行，没有入狱。此后，他经常到广东湛江一带贩卖古董，在当地结识了许多人。1994年，他又因贩卖假币被判入狱3年，1996年4月减刑出狱。
“郭士县出狱后，与他在广东的熟人们恢复了联系。此时，那里倒卖古董假币的风气减弱，转而开始贩卖婴儿。”张跃军说。
1997年，郭士县加入贩婴网络之后，他的妻子、妹妹、堂弟等几个亲戚成为其第一批同伙，甚至他未成年的儿子也成了陪他一起接货的驾驶员。他们一边直接寻找希望要孩子的买家，一边不断发展“下线”。每当郭士县有新的业务时，这些人便四处联络下家，生意做完后，他们便负责给“上线”汇款。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郭士县的“下线”也越来越多，围绕他及其家庭成员，逐渐形成了一个约20人的贩婴团队。孩子的买主也从当地逐步拓展到周边县市，直至山东、河北、山西等省。
2000年，郭士县在附近的陈堡村买下一块地，盖起了一栋二层小楼。去过他家的刑警们对他的富足印象深刻。“门口是可视门铃系统，浴室里用的是整体浴室。每间房子都装了空调。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古玩字画等装饰品、奢侈品随处可见。”
几年来郭士县到底经手贩卖了多少婴幼儿，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一位多次提审郭士县的刑警说：“他始终对此避而不答，只说‘记不清了’。问他的‘下线’，有的说他经手了数百人，有的说他经手了上千人。”
落网后，郭士县告诉办案民警，他曾多次想“洗手不干”。“但好像喝酒上瘾时一样，喝完后发誓不再喝，下次听说有酒席就又忍不住了。毕竟来钱太快太容易了。”
郭士县还说，妻子被抓后他非常恐惧，再次决定停手，但当时“上线”依然不停地“发货”，“下线”也不断地向他“订货”，欲罢不能之下，他怀着侥幸心理继续贩婴活动，直到2月22日凌晨落网。
7月8日下午，记者来到郭士县家。此时，他家的欧式大铁门敞开着，可视门铃上落满尘土。在一楼大厅，几件青铜器和木器雕刻品还挂在墙上，但古董架上已空无一物。一名陪同前来的刑警说，这里曾经摆满了古董，在郭士县被捕后被其亲友搬走。多数房间里都空空荡荡，地上落满尘土。
郭士县被捕后，郭士县的儿女都已被送往郭士县的岳父家，家中只剩下他83岁的母亲。听到记者提起郭士县，郭母一言未发，只是躺在床上痛哭不止。
目前，郭士县等70余名贩卖人口嫌疑人已被郑州警方拘留，正在等待审判。本报记者陈喆
对决双方的大本营一个位于台南，一个盘踞台北；一个有着在党内几十年经营积累下来的丰富人脉，另一个则因英俊的外表享有超高的人气；一个历练丰富协调能力颇佳，另一个态度温和魄力四射。
前者为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后者就是人称“小马哥”的台北市长马英九。在这个炎热的七月，两个人正为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做最后的冲刺，而目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国国民党副主席。
民主选举中所有常见的场面，如文宣、政见辩论和组织活动造势等等一样不缺，面对7月16日即将到来的选举，两方阵营都表现出当仁不让甚至舍我其谁的气势，试图最后一搏。国民党的这场党内民主秀，一路走来确实颇为辛苦。但这一切对于国民党却又是值得的，如果将这场国民党主席的竞选放在该党百年历史长河中看，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显然更为深远。
国民党这家“百年老店”，过去的领导人不是靠激烈的非透明权力斗争抢夺，就是在众望所归下连任。如今，第一次有身居一线的政治精英由下而上直接向党员争取选票，这对国民党的正面意义无疑是巨大的。无论谁最后当选，都将有助于褪去国民党的威权外衣，深化党内民主。
但是，纵观这场从6月初即正式打响的台湾省最大在野党的党内选举，虽然双方事先一再声称这是一场“君子之争”，但很多在公职选举时才可能有的负面竞选模式却频频出现：直接攻讦、暗喻嘲讽、耳语放话、互挖墙脚。其中一方的幕僚人员更是表示，如果没当选主席就不愿再担任副主席，采用的似乎是主动为战不留后路的竞选策略。
难怪连战在交棒时还要忧心，党主席候选人负面文宣过多将无法给国民党一个未来。而国民党内的另一位政治精英、台中市长胡志强也曾对《时代人物周报》表示：“党主席选举应该做到‘四不一没有’(不要造成分裂，不要对立，不要喷口水，不要贴标签，没有心结)。”
政治本来就是一场秀，何况选举。然而在这场为两岸关注的选举中，除了相互影射和批判，却看不出太多“秀”的成分。双方不冷不热的表现还是没有突破人们对他们固有的印象，王金平还是那个王金平，马英九也还是那个马英九。
即便是政见辩论，也没有出现期待中的“你攻我防”局面，只是在各说各话，自言自语。国民党自身体制局限的无处不在，让这场选举看起来矛盾重重。比如对反黑金问题的一再回避，就让人怀疑国民党是否有面对这一问题的勇气。
很多人都在担心选举过后会不会造成国民党新的分裂，这个命题本身值得王马两人去好好思考。《中国时报》的一篇评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王马两人未来的互补面远大于互斥面，他们只有真诚合作才能进一步讨论竞逐2008的机会。这一点如果王金平和马英九看不透彻，就算是党主席的赢家，也可能会是未来赛局的输家。
距离7月16日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国民党主席之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回过头来审视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两人的选举攻势，还是可以看到不少不尽相同的地方。
最突出的不同就是一个低调看形势，一个高调抢先机，这从一开始的选举登记中就已露出端倪。6月8日登记结束，王金平在6月6日才开始起跑，而早在2月24日马英九就宣布参选，当时连战对于是去是留还在犹豫不决。
低调符合王金平一贯的处世作风，这已经不足为奇，然而马英九的处处高调却有些出人意料。如果以武侠小说武功比喻，马是峨眉剑出招精准，王则堪称武当功以柔克刚。就拿“护渔”来说，王金平抢先上船护渔“宣誓主权”之后，马英九则说“不惜一战，以战逼和”，态度之强硬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看王马对决，犹如雾里看花，泾渭不分明。现在的民调结果高不代表就能笑到最后，投票当天的天气怎么样、投票率有多高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左右选情的最终结果。
任何一次民主选举，文宣都是重中之重，这次也不例外。王金平的发言人是台湾著名政治评论员江岷钦，马英九方面相对应的人选是有多年台北市新闻处长经验的“立委”吴育生，双方阵营在文宣方面的表现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根据厦门大学台湾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张文生的观察，马英九的文宣攻势要比王金平猛很多。
“党主席的脑，要懂得倾听和反省；党主席的胆，要勇于面对改革黑金的挑战；党主席的心，要坚守党的灵魂与意志。”6月29日，台湾几大主要平面媒体出现了这样的广告。次日即引发王马双方口水战，这也是自选举开战以来双方最见锋芒的一次较量。
王金平迅速对号入座，认为这则广告是在影射他本人，有人身攻击之嫌。马英九则为自己辩解说，反黑金是国民党长期以来的政策，是连战亲自制订的，规定国民党要远离黑金，不能提名有黑金背景的人做公职候选人。黑金对于王金平而言的确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台湾的黑金政治文化由来已久，对于在地方选举中浸淫多年的王金平来说，无论如何撇清也很难保证自身的清白。
连战似乎也不太高兴，要求两人就选风问题到国民党中常会做报告。连战说，选举激烈是好事，但不能对对方有不实指责。一个小时训斥的结果是王马两人笑脸相拥面对媒体，场面十分具有戏剧性。
在选举面前，即便再合乎常理的行为都很难逃脱“做秀”的指责，王金平在这方面肯定深有体会。
6月21日，王金平登上台湾海军凤阳军舰出海至台湾东北海域护渔。“台湾渔民经常被日方扣留，渔民受到压迫，大家应站出来关心。”王金平不仅为渔民说话，还宣示钓鱼岛是台湾领土。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行为却遭到一向在这个问题上态度软弱的民进党的炮轰，说他花了台湾政府1000多万台币，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选举造势。
看到王金平在护渔问题上的大手笔，马英九也不甘示弱。他先是批评日本政府做法过分，尔后转趋强硬，要求台湾政府“以战逼和”。此举再次凸显马英九“保钓健将”形象，一改他在护渔议题上的保守印象。
电视、报纸、电台，一个月内，王马竞选广告全面覆盖台湾各大媒体。虽然双方的广告基本上都以强调自己的优点为主，但是也难免会刺到对方的痛处。
王金平的第一波广告出现在6月11日，广告的主题“谁能让国民党赢？”这部片长30秒的电视广告以台湾最热门的棒球比赛为主题。暗夜中蓝营与绿营球队对峙，王金平在比赛中是捕手，他勇猛顽强，最终带领蓝营赢得胜利，然后他站起来，掀开头盔，大声呐喊：“我一定让中国国民党赢！”广告创意由王金平女儿提供，总拍摄成本不到50万元。王金平说，这部片子在暗夜比赛，比喻国民党的处境艰难，而唯有王金平这么“耐操会挡”的领导人，才能带领国民党走出黑夜。
和王金平的广告相比，马英九的广告影像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了谁能让国民党赢的问题，让党员清楚了解马英九的参选理念。
“王金平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却没有提出好答案，说的都是台面上的概念，口号的意义比实质意义大，非常可惜。”吴育生说，马英九阵营运用这个好题目自问自答，答案就是“能真正推动清新改革的人，才能让国民党赢”，“言行一致，捍卫中华民国的人，才能让国民党赢”，“真正能与黑金划清界线的人，才能让国民党赢”。
不过，由于预算只有161万，马英九的广告在台湾的五大新闻台只播出了3天。吴育生坦承，王金平大手笔的“花费千万”打广告做法，让马阵营感到了庞大压力。
7月2日下午3点，国民党有史以来第一场电视政见会在党营媒体中国电视公司举行。王马两人都打上了红色领带，在大批幕僚簇拥下到场。
不同的是，王金平有行动不便的夫人陈彩莲全程相陪，旁边还有独子王柄尧，马家人无一到场，让小马哥显得有些形单影只。整场政见会分为四个十四分钟的发言。
马英九面对镜头较自然，手势、表情也比较多，应对灵活，只是偶尔会低头看小抄；王金平则相对比较严肃，即席口语较少，全场四平八稳，有时要看大字报提醒纲要。
虽然双方都有响应对方谈话的机会，但也许是策略目标不同，王金平并没有响应对方的谈话，以预先准备的稿子陈述“赢得年底县市长选举、处理党产、整合泛蓝、对抗民粹”等理念，唯一引人瞩目的是在结尾四次高呼“只有王金平能让国民党赢”，其煽情与之前的冷静不成正比。
马英九则在第二阶段大幅响应王金平的两段发言，如以“很赞成王的十万青年十万军，但哪一位可以真的吸引年轻人过来？”凸显两人的世代差距。为了突破政见会无人提问的局限，马英九也主动出击，以自问自答的方式为原本保守的政见会增色不少。
在场的“立委“形容，马要让“政见会变辩论会”，但王要让“政见会就是政见会”，这是两种迥异的选战打法。
双方争夺的主要地点在票源丰富的黄复兴党部以及各自的大本营高雄和台北。
虽说王马各自盘踞一南一北，都有铁杆支持者，但是为争夺票源，二人还是寸土必争，并直捣对方大本营。在台湾，马英九的势力一直被认为过不了浊水溪以南，对此，马英九本人也心知肚明。
6月上旬，马英九就直奔王金平的家乡高雄。一天之内马不停蹄拜访地方政要，但却没有得到什么好脸色，“立委”林益世的父亲、地方大佬林仙保当着马英九的面就说自己支持的是王金平，令马英九颜面无光。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第一场政见会结束，即成立“马英九高雄后援会”，抢票动作越来越大，展现马英九跨越浊水溪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