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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游戏机

            来源:华宇娱乐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6-30 16:09:09

            “太厉害了!《新闻联播》都还是小问题,主要是那个‘新闻频道’,每小时滚动一次,到点就出来,铺天盖地。如果这个人七点看到了,他马上告诉另一个人,八点钟再看。现在都有手机、电话,一个传一个,越传越广,看到的人太多了,影响面太大。我想不光是县上,连市上、省上的领导也知道了吧。”

            上电视的结果是:老纪和小卫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份被彻底确认。以前,跟他们接触的人只是隐隐约约地猜测而已。

            但老纪和小卫还没把事情想得太坏。见过总书记,在回山西的火车上,小卫还信誓旦旦,说回去要好好配合政府,为防艾宣传做哪些工作。

            小卫一回家,妻子不准他进门,边哭边骂:你别进这个家,别影响一家人的生活,要不是你这样,我们怎么会让别人看不起?小卫回来后,她七八天没敢出门,说邻居像躲瘟疫一样躲她和孩子。小卫家一直在县城边租房住,房租便宜,租了6年。知道小卫的身份后,村干部找到房东:你让他家赶紧搬走,别把咱村人传染了。房东一再撵他们搬家,“大冬天的,现在怎么办?”妻子发愁地叫道。

            到家第二天,小卫被有关部门喊去,他还以为是什么好事,结果被领导训斥了一顿:“谁让你把记者带回来了,你以为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吗?”小卫泄了气,回家躺到床上不起。

            1993年,小卫被单采血桨,两次抽了他2000CC,回输不到400CC,挣了80元钱,结果染上了艾滋病毒。

            “我自认倒霉,我也允许别人歧视我,这也是人们的一种自我保护。但我最受不了的是对我家人的歧视。他们不是艾滋病人,他们现在都好好的。”

            小卫一听急了:“干嘛我妻子就是?这是人们的误区,认为艾滋病很容易传染,所以觉得非常可怕。我是1997年查出感染的,真正感染的时间还要早。1998年,我们有8个感染者一块去地坛医院治疗,8个人都是夫妻一方感染,而另一方并没有感染。我和妻子孩子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们现在仍然是健康的。”

            他说自己和从前一样,只是身上多了一种病毒。“我吃剩的饭,我老婆也吃。要是我有破伤,比如手划破,出血了,我会注意,让他们别碰。其他跟以前生活基本上一样。”

            他叹了一口气,道:“我现在就是走,也给家人带来麻烦。我还是小孩的爸爸,还是人家的丈夫,别人还是不会跟他们交往,照样歧视他们。如果我能给他们创造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我可以走。她说的也是气话,被逼无奈。以前的朋友都不找她,她又不敢跟人接触,生活圈子小了,而且还影响到她兄弟姐妹的生活。”

            他家被房东赶走后,小卫找同学帮忙租房子。不告诉房东吧,将来人家知道了又要撵他们走;告诉吧,又没人敢租。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房子,一年的房租比原先贵了几千元。

            闻喜县县城不大,总有人问小卫:看你这个人挺面熟,在哪儿见过你。小卫就说,咱闻喜就这么大,谁跟谁没见过,我看你也挺脸熟的。有一天在理发店,他差点儿又被认出来。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给他理发的人说,小卫听了心惊肉跳。“你是在电视台上班吧?”听他这么说,小卫松了口气,赶紧拿话搪塞过去。

            上电视后,认识小卫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病。换一个地方住,隐姓埋名,但时间一长,人家还会问他姓什么,是哪个村的,小卫一家不敢讲。比如他是东村的,偏偏说是西村的,不敢让人认识了解,不能正常交往。知道了,房子又住不成了。小卫说最对不起的是他小孩,才10岁。小朋友都不跟他玩,很可怜的。

            有天晚上,大人不在家,只有儿子一个人在,收电费的来了,敲门,小孩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很害怕。小卫一回家,孩子就问:“爸爸,他是不是又要赶我们走,不让咱住啊?”小卫说自己听了,很伤心。

            中新网12月14日电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中常会今天(14日)下午召开,对于政坛关注的民进党代理主席议题,在经过中常会的冗长讨论后,传出原本已放话绝不接受慰留的吕秀莲接受慰留,将续任代理党主席。

            而上午原本以眼疾复发为由取消下午活动的吕秀莲,在离开民进党中央党部时,对于在场的媒体询问的未表示任何意见。仅有与会的“行政院长”谢长廷对媒体证实,吕秀莲已接受慰留,续任民进党代理主席,但是谢长廷并未对外说明中常会的讨论情形,与吕秀莲接受慰留的理由。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刘轶瑶、张雯雯):中国总理温家宝14日在首届东亚峰会上表示,中国反对搞封闭的、排他的和针对任何特定一方的东亚合作。中国绝不会在东亚地区谋求支配性地位。

            对于东亚地区外的与会国,温家宝表示,中方期待着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推进东亚的发展与合作大业;欢迎俄罗斯参加东亚峰会,也欢迎美国、欧盟等其他区域外国家和组织与东亚合作建立联系。温家宝还表示,支持东亚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等机制保持协调,努力营造地区合作新格局。

            一个月之内,四名丧失性能力的老人竟相继陷入了“嫖娼丑闻”,并先后被辖区派出所传讯。在被告知“要么接受拘留处罚,要么交纳罚款或通知子女及单位负责人前来保释”的情况下,他们只得无奈掏出了罚款。

            2005年3月5日早上8时许,河南省商丘市人民公园里一片热闹详和的景象:一群群兴致勃勃的老人正在晨练。常建军老人也在其中。

            常建军今年65岁,是商丘市一家国营企业的退休职工,晨练是老人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好习惯。

            由于是周六,公园里的人越来越多,老人收起了手中舞动的太极剑,整理了一下随身物品准备离开。

            刚穿上外套,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叫喊,回过头,只见一个衣着时髦的中年女子站在了跟前。时髦女子自称叫王丽,看到老人会舞太极剑,主动要求老人收她为徒。

            一听有人对舞剑感兴趣,老人当场对虚心求教的女子进行了指导,并告诉她,如果想学舞剑,可以在每天早上来公园里找他,王丽连连称谢。

            之后的几天,常建军依旧每天准时到公园晨练,但却一直没有见到那位“很想学舞剑”的女子,时间一久,老人也就没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早上,那个自称叫王丽的女子再次出现了。见面后,王丽再三道歉,说是最近和丈夫开了一家药材批发部,生意太忙,所以一直无法抽身来学习。闲谈中,王丽提出想请常建军帮忙推销药材,并许下了丰厚的待遇。想着自己退休后一直无事可做,常建军在和老伴商量后,答应了王丽的请求。

            2005年4月19日上午,常建军应约来到了王丽的住处,准备先看看药材,顺道拿一些样品好外出推销。但一进王丽的家门,老人就感觉有些异样:家里只有王丽一个人,而且根本就看不见所谓的药材。不仅如此,王丽的穿着十分暴露,言语也十分轻佻。为了避免尴尬,老人起身准备告辞,但王丽却连拉带拽的把常建军请进了自己的卧室,说是药材放在卧室里。

            但正当老人仔细观看时,身后的王丽却突然锁上了卧室的房门,紧接着迅速脱去了自己下身的衣服,一把抱住了常建军并满腹哀怨地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和丈夫感情不合,不久前,她无意中又发现丈夫在外面养了情人,所以她决定用同样的方式报复丈夫。说着,竟动手扯起了老人的衣服。

            原本只是想找件事做,赚些钱补贴家用,没想到,竟遇到了这么个轻薄的雇主,忍无可忍的常建军奋力挣脱后起身便走,没想到,王丽又堵住了门口。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老人只得说出了自己早已丧失性能力的实情。

            将信将疑的王丽见常建军死活不愿就范,也只好作罢,但她却提出了要求:虽然没有发生性关系,但常建军看见了自己的隐私处,至少应该买点东西给她作为补偿,如果不方便买的话,留下点现金也可以,多少不限。急于脱身的常建军给王丽留下了50元现金后尴尬而去。

            回到家后,常建军如实向老伴说出了一切。知道丈夫一贯的为人,而且也深知丈夫早在几年前就失去了性能力,老伴丝毫不怀疑常建军所说的一切。“算了,就当是晦气,以后也不要想着出去赚钱了,好好养老吧!”老伴劝慰道。

            想通也罢,想不通也罢,事情还是来了。2005年4月20日早上9时许,常建军家的门铃响了。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人。

            一进屋,来人就神情严肃地说明了来意:我是商丘市公安局公园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李伟,因涉及一起卖淫嫖娼案件,请你到派出所接受调查讯问。

            “涉嫌卖淫嫖娼?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可能……”被来人的话吓出一声冷汗的常建军刚想辩解,却被粗暴地打断并拉出了家门。在前往派出所的路上,那个叫李伟的人告诉他,4月19日晚上,他们抓获了一个叫王丽的卖淫女,审讯中王丽供述曾和他发生过卖淫嫖娼行为,希望他如实交代问题。常建军糊涂了,自己的确认识一个叫王丽的女人,但根本没有发生过关系啊!王丽为什么要诬陷我?

            派出所里,所长刘枫亲自讯问常建军。整个讯问过程不长,问题也很简单:常建军及其子女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在将这些作了记录后,刘枫满脸正色地告诉常建军:你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按照法律要实行拘留。同时,刘所长也指点常建军:如果不想拘留也可以,这么大年纪了,我们也不想难为你,交纳一定的罚款就可以回家了。

            从家里突然被带到派出所,现在又被穿着警服的所长如此肯定地称为“已构成性侵害罪”,常建军傻了。怎么会这样?如果自己的确做了什么不耻的事,怎样的处罚都不为过,但事实上什么事也没做,派出所也根本就没有调查,怎么能如此草率的下定论?

            “这不是拘留不拘留的问题,也不是罚款多少的问题。我有心脏病,而且丧失性能力多年,不可能与王丽发生性关系,这是典型的敲诈,希望警察能还我个清白。”常建军极力辩解。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听了他的辩解后,那位刘所长非但没有改变态度,反而说:不交纳罚款也可以,那就让子女或者单位领导来保释你吧!

            一句话让常建军沉默了。是啊,大半辈子清白啊,晚年了却摊上这种丑闻,如果真不小心传出去,自己以后怎么见人?对孩子们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算了,还是认了吧,反正也一大把年纪了,这个哑巴亏就咽下去吧!看了看对面的刘所长,常建军流着眼泪点了点头:我认了,我……交罚款,请不要让单位和孩子们知道。

            2005年4月20日中午,在老伴交纳了3000元罚款后,常建军走出了公园派出所的大门。采访中,老人说到此处泪湿了眼眶:这是怎样的侮辱啊!我不在乎自己的颜面,但总得顾及孩子们啊!如果流言传出去了,谁会相信我是清白的?我除了低头认错还能怎么办?

            常建军就这么违心认下了这桩“嫖娼”丑闻,他心里有太多的疑问没有解开,但他不敢再去求证,他怕把事情闹大,怕闹大了后假的也被人当成真的,那样局面就更尴尬了。

            可出了派出所,回到家的第二天下午,尴尬还是来了——那个叫李伟的派出所工作人员又上门了。再次上门的目的听起来很善意:嫖娼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那份询问记录还在啊。要是想彻底把问题掩盖住,甚至把那份笔录撤消,最好花二三百元请客。

            老两口愣住了:几百元请客的确不是大问题。可作为一个执法部门,怎能用这种方式来要挟当事人?在以“刚交纳了罚款,手头暂时紧张,改天一定请客”为借口打发走了李伟后,夫妇俩面对面无言而坐,愁眉不展。

            “反正罚款已经交了,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老头子,再花几百元算了,谁让咱们摊上这种事呢?”终于,老伴打破了沉默,她还是那个想法——破财免灾吧!常建军一言不发的坐在原地,半晌,突然起身走进了卧室,蒙头大睡。

            2005年4月22日凌晨3点多,看了看熟睡中的老伴,常建军抹了把眼泪,悄悄起床离开了家。这一夜他肯本没有睡着。他实在想不通平静的日子为什么就这么被打破了,他想不通自己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怎么会陷入这场纷争中。他知道,既然派出所的人能找到家里说出请客的事,说明他们有意要将丑闻曝光,如果不能让他们满意,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但如果今天花300元请客了,明天会不会又有其他借口要花500元,后天会不会要花1000元?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屈辱、愤怒、迷惑、挣扎,最终常建军想到了一个极端的方式:死!只要自己死了,一切也就结束了,所有的担心,所有的丑闻也就随之消失了。而自杀的地点他也想好了——离商丘市区两百多公里的一个风景区——焦作市云台山,那里他曾去过,环境很好,家人也不会发现。

            2005年4月22日中午,常建军来到了焦作,进入了云台山风景区,在选择好了位置后,他吞下了随身携带的2瓶整整200片安眠药。几分钟后,常失去了知觉,滚落到了一处山坡下的杂草丛中。

            所幸的是,常服药后不久,风景区的巡山队员发现了他,并当即送往医院抢救,三天三夜后,老人恢复了知觉。而抢救期间,得知消息提前赶来的老伴,向亲友和几个孩子说出了真相。

            听完常建军老伴的叙述后,一位从事法律工作的亲友当时就感觉其中有蹊跷,怀疑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敲诈勒索案件,建议他们报警。

            回到商丘后,常建军在家人的陪伴下,鼓起勇气走进了商丘市梁园区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大门,把自己的遭遇如实作了反映。

            接到报案后,刑警队立即着手调查此案。很快有了结果:敲诈者“王丽”真名马桂芳,商丘市人,无业;“李伟”真名潘胜利,梁园区公园派出所所长刘枫私自聘用的社会人员,主要负责为派出所“创收”,马和潘两人系夫妇关系。

            了解有关情况后,警方立即对刘枫实施了禁闭。而此时,得知消息的王丽、李伟(马桂芳、潘胜利)慌忙外逃。

            经过2个多月的追捕,商丘市警方最终在浙江将马桂芳、潘胜利抓获归案。面对警方地讯问,二人对敲诈勒索常建军一事供认不讳。此外,他们还供述了另外三起敲诈案,敲诈的对象无一例外全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同时还爆出了一个惊人内幕——马桂芳、潘胜利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敲诈,幕后的导演竟然就是那位派出所所长刘枫。

            原来,自2005年年初以来,为了积极“创收”,公园派出所所长刘枫决定“放开思路,拓展财路”。在经过一段时间考虑后,一个“招用社会人员,利用他们来完成经济效益增长”的办法出现在脑海里。不久,潘胜利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名“派出所工作人员”。

            但创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上班一段时间后,潘胜利的成绩并不大,这让他十分犯愁。一次,在潘胜利请教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收时,刘枫点拨说:途径很多,关键是要留心。比如,提供卖淫嫖娼者就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而且会有提成。因为绝大多数人被牵涉到这种事情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破财免灾,所以罚款也很容易。只要有这样的收入,派出所可以给你30%的提成。

            发财创收的路子是找到了,但哪有那么多卖淫嫖娼的事情能被自己轻易抓到?怎么办?和那些娱乐场所的小姐合作?不安全,而且出了意外后也不好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个自己能完全信任的人。于是潘想出了让妻子马桂芳充当“卖淫女”的办法。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宁愿让妻子变身卖淫女的无耻男人,竟然也会担心妻子在勾引男人的过程中被人真的占便宜。所以,在确定敲诈计划时,他们又把目标圈定在老年男性上,并且要是那些从外表看来家庭条件不错的老年人。用他们的话说,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面对老年人时,真正遭遇性侵犯的可能性较小,容易摆脱;另一方面,老年人大多有一定的积蓄,且十分顾及自己的声誉以及社会、家庭影响,容易逼迫就范。

            一切就绪了,一场肮脏的交易也在古城商丘悄悄地上演了,而在公园舞剑的常建军,因“穿着不俗,举止得体,很像个有钱人”成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第一次轻松得手后,夫妇俩轻车熟路的又找到了第二个对象——一位姓张的退休老教师。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在之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先后4次实施敲诈,也接连4次得手。巧合的是,包括常建军在内的4位老人竟然全部丧失了性能力,他们中最大的73岁,最小的60岁。其中一位老人在被带到派出所后,听说自己是因为涉嫌嫖娼才被带来的,而且要交纳罚款,愤怒的老人当着刘枫的面脱下了裤子,要求鉴别。但尽管如此,这位老人最终也在听到了刘枫的那句“不交纳罚款,就通知子女或单位领导来保释”话后退却了,并最终违心的奉上了罚款。

            2005年11月上旬,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对这一系列以老年人为对象的性敲诈案进行了审理。11月24日,法院作出判决:潘胜利、马桂芳犯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刘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拘役6个月。(2005商梁刑初字第1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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