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微妙变化的关键时刻，《十一五规划建议》正式公布。该《建议》在关注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同时，首次提出城市群概念。
什么是城市群，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未来5年，中国区域经济经济重心是否会发生变化？
日前，本报记者就“十一五”区域经济的热点问题，对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健进行了专访。
《中国经营报》：《十一五规划建议》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你对《十一五规划建议》高度关注加强城市群建设持何看法？
王健：城市群的提出对于区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因为在“十五”之前，区域发展主要的提法是沿海和内地，后来转为东中西的提法，“十一五”规划将从区域空间结构的角度上提出城市群的概念。
王健：都市圈战略是中国未来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的都市圈必然形成。粗步估算，到2030年中国迎来人口高峰时，我国人口总量为16亿。按届时75%的城市化率计算，城市人口总量为12亿。增加的城市人口如何安置？
城市化和都市圈是唯一的出路。由于中国的平原面积为115万平方公里，其中90%在东、中部，约100万平方公里，所以未来增加的城市人口也必然集中在这里。如果每个都市圈以120公里为半径，覆盖的面积为4.5万多平方公里，则东、中部平原地区可以摆下19大都市圈，加上位于四川盆地的成渝都市圈，将形成20大都市圈。
目前中国仍有9亿农村人口，因此仍有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结构变动的巨大势能。即便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上升到75%，与发达国家5%的农业人口比率仍有差距，所以都市圈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以GDP8.5%的年增长速度来计算，到2030年中国GDP总值将达到105.8万亿元，而20个都市圈将占到85%，创造出90万亿元的GDP，平均每个都市圈创造4.5万亿元。
《中国经营报》：20个都市圈似乎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东部沿海地区多，而西部地区少，这是为什么？
王健：的确如此。目前有12个省区没有布局都市圈。这是因为都市圈只能建在平原，没有被纳入都市圈的省区，主要原因是省区内没有足够的平原面积。例如东部的福建省就没有纳入都市圈，福建的福州、莆田、漳州和泉州四大平原面积总计只有1865平方公里，其间还被山川与丘陵分割，不能连成一片。
中国的西南地区更是“地无三尺平”。虽然人口接近两亿，足够组成三个大都市圈，但只有四川盆地的平原面积可达3.9万平方公里，具有组建都市圈的条件。西北地区是黄土高原，地广人稀，主要城市间的距离常达数百乃至上千公里，无法在较小的地域内形成需求规模，因此都不具备组建都市圈的条件。
《中国经营报》：大量都市圈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如何解决西部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
王健：实际上都市圈的战略作用之一就是缩小地区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一直在扩大，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太过明显。一是靠近海岸线，有利于对外经济交流、发展贸易与吸引投资；另一个优势就是占有中国主要的平地资源，有利于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由于天然禀赋的区位不可能改变，东部地区的优势将长期存在。而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因为远离沿海，又缺乏平地资源，无法充分展开工业化和承载大量城市人口，如果没有人口移动因素，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将面临长期阻碍。
实施都市圈战略后，可以在东部平原地区最大量地吸纳城市人口，包括从西部地区转移的人口。相对来说随着人口增加，东部人均收入上升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西部地区因人口流出，农业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人均资源占有量都能获得提高，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可以相应缩小了。
《中国经营报》：对于不具备发展都市圈条件的西部地区，发展之路应该如何走？
王健：重复走东部沿海地区的老路是不可行的。许多西部省份是资源大省，山水秀丽，在区位、交通等处于劣势。因而必须做大做强资源类加工业，延伸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发展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如果重走制造业加工这条路，竞争优势非常少，同时浪费了和破坏了资源和环境。
《中国经营报》：今年以来，在宏观调控影响下，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似乎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在GDP增长和投资增速上，环渤海地区的各省市排名前列，超过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许多省市。你认为中国区域经济的重心正在北移吗？
王健：从短期来看，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以来，投资的重心由南向北移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是上半年山东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广东，从全年来看，山东成为第一工业大省问题不大了。广东从改革开放开始占全国GDP3%，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13%，它的经济总量增长离不开外资，特别是港资的推动；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利用外资发生了变化，外资开始由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同时投资结构和投资主体发生变化，以欧美资金为主；进入新世纪，外资开始关注环渤海地区，大量资金开始从珠三角和长三角转向环渤海地区。
外资的流向变化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外需是我国经济主要推动力量，今年1～9月份，我国GDP增长9.4%，而我国出口增长31%，对外资的依赖度非常之大。因而外资的流动决定了中国区域经济新增长点。
王健：主要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布局是东轻西重，南轻北重。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目前中国正进入工业化的加速时期，中国不可避免地迎来重化工业阶段。在这种经济结构变迁下，中国经济增长重心也要发生变动。
上世纪80年代是轻型增长模式，在短缺市场环境下，消费需求增长较快，轻工业投资较快。改革开放后，香港向广东转移了家电等轻型制造业，同时这些轻型产业市场需求相当好。因而在十多年时间内，广东经济持续增长。
而到了90年代，长三角承接了新加坡、中国台湾省的高科技电子产业的转移，迎来了高增长。到了90年代后期，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从家电转向住房和汽车，房地产和汽车的爆发性增长拉动了钢铁、水泥的等原材料行业的增长，而北方特别是那些资源大省经济增长自然表现抢眼。
《中国经营报》：随着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动，伴随资金由南向北转移，人力资本流动有什么特点？
王健：资金和人口的流动将相伴而行。在本轮经济增长中，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表明人力资本也开始向北转移。从长期趋势来看，非都市圈地区的人口必须向东、北部的都市圈地区流动，加入那里的城市化进程。
根据测算，各都市圈之间的人口移动规模将超过1.4亿人。需要移出人口最少的是长沙都市圈，约185万人；需要移出人口最多的是成渝都市圈，需要移出人口接近7000万人。可接纳人口最多的是位于东三省的哈尔滨、长春和齐大(齐齐哈尔、大庆)都市圈，可接纳1.2亿人。从这个趋势来看，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从西南到东北方向。人口流动可能是波浪式的，西南地区的人口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流动，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人口向东北地区流动。
《中国经营报》：在资金和人力资本由南向北转移的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是否会酝酿一次变革？
王健：随着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从调整空间结构中寻找经济效益空间的压力必然显现出来。以美国为例，长期以来的经济重心在东北部13个州，在只占国土面积不到四分之一的区域内，集中了全美国50%的人口和70%的工业产出。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由于南部和西海岸地区新经济的兴起，出现了人口和产业重心向西南部地区移动的趋势，到了90年代中期，西南部地区的人口和GDP首次超过东北部地区，开始分化出新的经济重心。在这种趋势下，中国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城市群或都市圈式空间结构为区域经济的调整方向，可能正是走入了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变革的大潮之中。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吴晶晶)我国首个数字高清电视频道——央视“高清影视”频道将于明年1月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播出，这也是全球第一个中文数字高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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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德国的访问，在德国经济界看来像是一个节日——无论是对翘首企盼的世界电气巨人西门子，还是其他公司——那些希望把自己的技术和产品卖到中国的企业。
10月底，位于德国北威州的蒂森克鲁伯集团就已经开始忙活。因为他们和西门子共同持有大多数专利的磁悬浮技术峰回路转——乐观的德国人认为，在一度沉寂的磁悬浮领域，他们又一次在上海到杭州的线路上看到了希望。
蒂森克鲁伯还有更多的期待。他们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气化煤技术同时转让给中国——通过这一技术，可以从气化的煤炭中得到动力燃料，例如柴油。
能源问题成为即将过去的2005年的一个关键词，对中国尤其如此。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丰富的煤炭和相对稀缺的石油资源，成为蒂森克鲁伯用以推销他们“气化煤”技术的最好说辞。
如果能够经济地将煤炭转化为石油，对中国这样资源禀赋的国家，无疑是巨大的诱惑。根据公开的资料，中国煤炭的可采储量为1145亿吨，而石油，不过65亿吨。
德国人的乐观似乎可以理解。11月8日离开北京之前，胡锦涛为7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再生能源会议”发去了书面致辞，在致辞中，胡锦涛强调了在这一领域“技术转让”方面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实际上，德国媒体得意地宣称，这次会议，主要就是由德国赞助和筹备的。
这正是德国人“周密安排”的一部分。之前的10月29日，蒂森克鲁伯的子公司——乌德公司技术部门的负责人拉德克，已将总额为13.3亿欧元的一份合同建议，呈交给了位于中国山西省的潞安矿业集团。
随后的11月2日，德国方面将一份意向书草案发往中国。目的是赶上胡锦涛10日至13日对德国访问的“东风”，他们乐观预计，这份合同可能会在这一期间签署。
虽然无论煤炭还是由它形成的“煤化油”都并非再生能源，但其意义都同样重要。
乌德公司选择潞安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潞安所在地山西和乌德所在地北威州是“友好省份”；另一个是，潞安是中国大陆最早探索类似技术的企业之一。而早在今年4月，双方就已经开始在另一领域——煤层气利用领域展开合作。
在胡锦涛展开他的德国之行之前，北威州的经济部长克里斯塔·托本，刚刚结束了她的中国之行，她的行程中的一项重要安排，就是前往山西牵线搭桥——然后，在她回国时，她为乌德公司带回了一个“价值可能超过13亿欧元”的好消息。
《财经时报》对潞安集团采访得到的答案，可能会让乌德公司稍稍有些失望——他们的良好愿望可能一时难以实现，因为潞安自身的实力可能无法承接超过130亿元人民币的这一大项目。这家拥有2.8万名职工的公司，固定资产为53.8亿元，年销售收入尚不足30亿元。
但他们也不必过分失望，因为另一家国家公司神华集团(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正致力于这一技术的产业化，并且希望在2010年前，“煤炭液化形成油品及煤化工产品能力1000万吨”。而这家公司，无疑具备这样的实力。
按照潞安方面的计划，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年产16万吨煤基合成油的示范厂，而这个示范厂的生产线，就是将来产业化基地的第一条生产线。但是潞安方面称，他们之前采用的，是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的技术。
德国是这一技术的发源地。二战时期，这一技术就已经出现；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世界能源危机发生之时，德国人就让这一技术实现产业化成为可能。
当时的预计，在新世纪来临之前，每年将需要约2200万吨煤用于气化。但是由于在随后的80年代，世界石油价格一泻千里，这一技术随后被束之高阁。
2004年之后，当新一轮能源危机迫近的时候，这一话题再次被摆上了桌面。尤其在煤多油少的中国，似乎很快要形成燎原之势。
除了中国的自有技术，德国人在中国，也有着外来的竞争对手。其中最大的一个，即是来自南非的萨索尔公司。早些时候，萨索尔已经宣布，将与神华集团和宁夏煤业集团，开展同样的合作，“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可行性研究”，其目标是在陕西和宁夏各建一座日产能力为8万桶合成油的工厂。
萨索尔的竞争力让德国人也感到了压力。1955年该公司在南非建成第一座由煤生产燃料油的工厂，到目前为止已累计从8亿吨煤炭中生产出15亿桶合成油，其生产能力在日产15万桶油的水平。
另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是美国人，今年9月，世界最大的私营煤炭企业美国博地能源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虽然博地宣称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将更多精力放在卖煤上，但是这家公司强大的技术实力，也让德国人难以忽视。
所以德国人争分夺秒，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他们将在半年内，向中方提交详细的合同内容。
德国人的计划是，在中国利用这一技术方兴未艾之时，在产业化过程中，向中国兜售他们的“第一批”设备。他们似乎不必为市场发愁，根据专家的预计，在中国，这一市场的潜在份额是3000亿元人民币。
比“煤变油”更经济的，是“气变油”。中国人对煤层气最直接的认识，源于频发的煤矿事故。在中国，绝大多数的煤矿矿难，特别是爆炸事故，都和煤层气有关。实际上，煤层气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瓦斯。
目前世界拥有的煤层气资源总量约为240万亿立方米，这一特殊资源的国际排名中，中国位居第二(最多的是俄罗斯)。据测算，中国浅煤层的煤层气储量约为30~35万亿立方米，大体与陆上天然气总量相当，更相当于350亿吨标准煤或240亿吨石油。
按照2004年的统计数字，这一规模相当于中国17年的产煤总量，或者130年的产油总量。
2000年9月，中国的第一座瓦斯发电机组在山西晋城建成并开始发电。现在，在中国煤层气利用最先进的这一地区，有18座煤矿建设了燃气发电机组，共63台。
虽然已有专家称，由于中国煤层气储存自身的特殊性，当前对煤层气利用的最成熟的技术是发电，但是，利用煤层气制造燃油(气变油)的技术，实际上已经在国际上广泛存在。
今年4月，包括乌德公司在内的德国北威州煤矿企业代表团，即前往潞安集团，座谈“煤层气及瓦斯抽放发电组”事宜；10月，中国的黑龙江矿业集团，已与香港和加拿大两家公司合资，计划投资50亿元人民币，建设一个利用煤层气生产柴油的项目，而这一项目，也将采用德国技术。
然而，这桩足以让尖峰集团2005年由亏损变盈利的交易，难逃打着股改的旗号、安排关联公司向其输送利益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