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高处长率先打破沉默，拿起电话，让武小锋当场给大连市中心医院打电话。可惜的是，电话几次都没有接通，最后只好放弃。
此次见面，高处长和汪处长都没有明确武小锋的岗位，也没有说出武小锋考试的具体时间。这让武小锋颇为上火。
见面会结束后，武小锋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武小锋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时，武小锋想了想回答道：“我希望能在城里有个工作，有套楼房，然后把爸爸妈妈接过来一起住。”
对于未来的工作，武小锋还是一脸茫然。私下里，小锋对记者表示，他曾比较看好鞍山那家医疗企业，因为董事长很重视他，他在那里能够有好的发展。但父亲比较看好大连，大连这边也想留住他，让他改变了主意。他希望工作能早点定下来，好高高兴兴地过个年，不想让父母再跟着着急了。
好消息、坏消息。短短6天，武小锋一家悲喜不断交加。6天前，还待业在家的北大才子武小锋还坐在炕头穿着熟悉的糖葫芦，如今，在媒体的助推下，武小锋已然成了各企事业单位急抢的香饽饽。可这并未让武家高兴起来。截至今天，武小锋的工作还未确定下来，而多家相争的结果，更使武小锋一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武永田：上火，这饭都吃不下，孩子她妈也一股急火病倒了，现在还在炕上打滴流呢。我看，这年都没法过了。
武永田：是啊。一会儿是好消息，一会儿是坏消息。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你说，现在都这样了，小锋的工作要是再出什么岔头，可怎么办呢？
武永田：这孩子压力太大了。昨天晚上，孩子为这事儿急得哇哇哭，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武永田：孩子迷茫呗。走到这一步，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当初也没想到现在这事闹这么大。
武永田：等呗。我还能怎么样。小锋的工作一天定不下来，我一天都睡不好觉。现在，全国各地的记者来过好几十个，虽然不是我们自己找的，绝大多数也没有采访到我们。可人家(村里人)都看着我们呢，你说，这回小锋的工作再没着落，我们家的脸可就丢大了。我能不着急吗？
大约一个月前，一份国资委的文件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该文件透露了“国有大型企业管理层持股解禁”的信息，而就在去年4月，国资委还曾专门下文严禁此类举动。
值得关注的是，短短半年多时间，国资委的态度为何会转变如此之快？在国企改制暴露出种种问题、并由“郎顾之争”而引起持续两年的全社会大辩论的背景下，为国有大型企业管理层持股解禁是否会引来更多的争议？(《国资委出新规：国有大型企业管理层持股解禁》2006年1月19日《南方周末》)
我们认为，国资委为国有大型企业管理层持股解禁是不符合宪法的，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明确规定，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国资委的做法违反了宪法，以是民权代法。
国资委是代理出资人不是出资人，真正的出资人是全体人民，这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公有财产属于全体人民这是法律，也是法理。国资委必须对全体人民负责，未经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所谓国企MBO、股权激励、管理层持股，都是不合法的行政行为。
对于国有控股公司来说，是否搞管理层持股，应该由股东大会决定，不能由董事会决定。如果由国资委采取发文件的形式决定，不合乎《证券法》、《公司法》，因为重大事项必须经过股东大会讨论。
我们提醒广大股民密切注意所谓“管理层持股”问题，用法律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
“大家看，安全套取下时要用手握紧套口，然后轻轻拔出……”讲台上，一位16岁女孩一边演示一边解说，台下的同学有的聚精会神地听着，有的羞红了脸———这“稀奇”的一幕，就发生在成都49中高一年级5班。16日上午，该班师生和该校高一年级1班的防艾志愿者一起，在寒假前开展了一堂名为“寒假里，让艾滋病远离我们”的主题班会。
据悉，这也是成都市甚至全省首次学生、老师、家长以及相关专家齐聚一堂，将现场演示、防艾与学生自身防护相结合的一次“实战演习”，也是我省教育界对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和过早性行为干预模式的一次全新尝试。
在这场生动的防艾班会上，16岁女生、该校学生会主席张梅(化名)等4名同学，与防艾志愿者一起对安全套的正确使用进行了现场演示(如图)。“虽然婚姻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从现在开始了解有关安全性行为的知识却是十分必要的。”张梅和另外3位志愿者拿起一盒安全套，开始向讲台下的“学生”讲解有关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知识。“我们拿到安全套的外包装时，应该首先查看生产日期，看看是否过期。然后在打开外包装时，不要使用太大的力气，以免撕破安全套，同时还要分清楚正反面……”由于张梅是第一次面对众多同学、老师、家长演示安全套的使用，所以声音有些发抖，脸上也泛起微微红晕。台下的男同学们偷偷地笑着，女同学则几乎完全噤声，有的更不好意思地把头别向了一边。
“下面，我们请几位同学和我一道来重复演示一下。”一位姓蒋的女同学红着脸举起了手，她笨拙地按照志愿者的提示一步一步操作着。另一名参加演示的男同学说：“以前和同学讨论，以为它只有避孕的作用，谁知道还能防止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呢。”
“下面，我们将进行一个‘头脑风暴’的游戏，被抽到的同学和老师、旁听的家长必须用‘艾滋病’作为主题词谈谈自己的感想。”张梅娴熟地行使她“小老师”的职责。
“游戏”之后，与会者分成6个小组讨论艾滋病对社会、家庭和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同学们一改班会刚开始时的腼腆，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由于艾滋病的不可治愈性，会让患者自暴自弃，最后走上绝路。”“艾滋病患者的子女也会为此而受到歧视。”
“虽然他们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的阶段，但这种思考的方式却是非常正确的。”该校教育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刘向东告诉记者。
记者：以前有没有举行过类似的活动？和过去相比，这次的形式你们能够接受吗？
学生：以前多数是看展板、听老师讲，没什么印象。今天这样让同学上台当“老师”，感觉就像朋友之间在聊天一样，容易听进去，不知不觉就记住了。
家长周女士(脸依然有些红)：开始看到孩子们演示安全套，感觉又惊又羞。可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形式的活动比说教来得更直接，更有吸引力，特别是孩子们居然很快就能复述一些防护知识，简直让我震惊。
记者：现在在中学生中开展这样的教育活动，会不会因为过早而产生负面影响？
老师：对于当代中学生，涉及“性”我们不能“堵”只能“疏通”，不能“补救”只能“预防”。现在学生发育都比较早，但这仅是生理上的，而并非心理上的，所以教育应提前而不应推后。
家长李女士：只有从小就开始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不让“性”在孩子心中形成神秘感和隔膜感，才能真正避免孩子在青春期“越轨”。
1月12日，本报记者报道了政协委员张胜康在政协会议上关于青少年防艾的提案。张委员建议：在教育学生预防艾滋病的同时，对学生开展性教育。在谈到具体方法时他指出，以在校学生为主体，建立“艾滋病预防志愿者”队伍，让青少年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形式，参与到预防艾滋病的公益活动中去。
寒假即将来临，各学校纷纷启动诸如“远离火烛”“注意交通安全”等传统的安全教育话题，成都49中这堂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对传统的“安全教育”有了全新的操作和演绎，让人眼前一亮。
对于台上的“小教授”们，她们说这是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宣传“防艾”知识的成功演练；对于台下的小听众们，他们说这是这辈子上过的最有意思的“生理卫生课”；台下的几位家长却经历了一段心潮起伏……
面对“性”“安全套”等敏感词语，学生、家长、老师首次坐到一起接受专访。一位家长的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这位30多岁的妇女在孩子的现场演示中羞得满脸通红，并一度起身离开。“在操场上挣扎了五六分钟后，我鼓起勇气又走回3楼。”她说，重回到教室，重新面对台上的孩子和台下的一张张小脸，她甚至感觉这是自己为人妻为人母以来又一次“人生的成熟”。
也许，对于青少年自我防护与性安全这层“窗户纸”，巧妙的捅破比绕道逃避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记者简文敏王迪实习生陈瑶摄影谭曦
农安女青年小薇(化名)技校毕业后分配到通化市工作，经他人介绍与当地男青年翟立刚相识。没想到的是，这段草率的姻缘竟成了她噩梦的开始——只因不愿在婚礼前发生性关系，她竟惨遭其硫酸泼头，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5年来，容貌严重被毁的她整日躲在小屋内以泪洗面，从没照过一次镜子，过着痛不欲生的生活。然而，坚强的小薇并没有就此放弃，她拿起了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7日上午，一个头戴蓝色遮帽的女青年在母亲的陪伴下，流着泪来到本报。经询问得知，该女青年名叫小薇，现年30岁，是通化市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母亲名叫王桂芹，现年55岁，家住农安县哈拉海镇。还没开口，小薇已泣不成声。
据小薇介绍，她的家住在农安县哈拉海镇。1994年，初中毕业的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通钢技校。1997年从技校毕业后，小薇留在了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01年，她又被调到集团第一炼钢厂办公室任打字员。
1999年8月，23岁的小薇经他人介绍与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线厂职工翟立刚相识，并确立了恋爱关系。同年10月，刚刚相处两个月的翟立刚向她提出了办理结婚证的要求，原因是为了能在单位分到房子。在翟与其家人的多次“工作”下，小薇和翟立刚办理了结婚登记。虽然领了结婚证，但双方并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住在一起。
2000年6月29日7时20分，翟立刚来到小薇的住处(当时小薇借住在其老姨家)，小薇的老姨上班去了，家中只有小薇一人。翟立刚要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小薇拼死不从，于是，恼羞成怒的翟立刚对小薇拳打脚踢，小薇身上多处受伤，还被打掉一颗牙齿。
拼命挣扎的小薇逃到了窗台上(2楼)，撞碎了玻璃，半个窗扇掉了下去。邻居们闻讯赶来，将遍体鳞伤的小薇从窗台上救下来。饱受伤痛折磨的小薇心灰意冷，决心与翟立刚分手。
2000年7月3日，小薇向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请求解除她与翟立刚的婚姻关系。此后，翟立刚及其家人多次找到媒人或亲自找到小薇本人及其亲属，希望小薇能够撤回诉状，重新与翟立刚和好。但遭到小薇的严词拒绝。7月7日，在通化市二道江区民政局，小薇拿到了离婚证。
与翟立刚解除了婚姻关系后，小薇顿感浑身轻松，然而，天真的她还不知道，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正向她悄悄袭来。
2001年12月7日17时40分，小薇下班后像往常一样回家(此时她已经从老姨家搬了出来，另租房居住)，当她行至距租住处约300米时(通钢家属楼208栋楼前)，突然听到有人在身后叫她的名字。她回过身来，看到“前夫”翟立刚飞快地扑到眼前，将手中装有硫酸的一个杯子举起来向她的头部泼下。小薇顿时感到脸上、手上、身上火辣辣的，疼痛难忍。她身上的衣服被硫酸烧焦，戴着的手套也被烧成了碎片。翟立刚行凶后将杯子扔到地上仓皇地逃跑了。
小薇被硫酸烧伤后，强忍着钻心的疼痛跑向附近的一幢居民楼，从1楼一直敲到5楼求救。此时，她有些支撑不住了，瘫在楼道内，但她坚强地又从5楼爬到了4楼。正当她绝望之际，4楼一居民家的门开了，一名女子将小薇扶进了屋子，然后拨打“110”报警。小薇的老姨闻讯赶来，将小薇送进了通化市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医院抢救。
小薇被烧伤后，通化警方迅速赶到了事发现场，同时，辖区内的二道江区公安分局山下派出所民警也赶来了。警方在现场提取了遗落的手套残片等物证后，又在翟立刚家中找到两只装有硫酸的玻璃瓶，一只内装4.5公斤，浓度为95%，一只内装0.5公斤，浓度为98%。
小薇在通钢职工医院住院10天后，转院到长春市烧伤医院治疗，此后到过省内多家医院求治，2004年2月，又前往北京市整形外科医院治疗。
长春市烧伤医院的病历上写着以下字样：头、面、双前臂、左手硫酸烧伤面积45%。2003年1月4日，长春市司法鉴定中心下达《长春市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书》。记者看到了如下字样：额部见长18cm、宽2.5cm—4.0cm皮肤疤痕，左侧眉毛因疤痕全部脱失，上眼睑因疤痕挛缩，眼闭合不全。右眉毛中段因疤痕致眉毛缺失。左颞部有一12cm×4cm疤痕，毛发脱失。左面颊有2.5×0.2cm、左耳下2.0cm条状疤痕。左腕部伸侧有一9.0×3.5cm疤痕,腕关节活动轻度受限。左腕、左手三、四、五指及右腿等多处有点片状疤痕。
分析说明：依据病历记载可确认该人确有头面部、双手烧伤存在；额部有特大面积疤痕，左眉毛因疤痕全部脱失，左眼睑因疤痕致睑缘外翻及左眼闭合不全。面部疤痕面积占面部10%以上。依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试行)》2、6、7项之规定，该伤残程度符合六级。结论：小薇属六级伤残。
治病花掉8万余元，家里早已是债台高筑，以前开朗的小薇整日躲在家中不出门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小薇的母亲拿出了几张女儿未被硫酸毁容前的照片。照片上的小薇活泼靓丽，长相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也楚楚动人。看到母亲拿出了自己的照片，小薇禁不住再次泪流满面。她说：“自从出事后，这些照片我一直都不敢看，更不敢照镜子，狼心狗肺的翟立刚将我毁成这个样子，真是丧尽天良，谁能还我逝去的容颜啊？”
据小薇的母亲介绍，为了给女儿治病，花掉了借来的8万余元，家里现在早已是债台高筑。
目前，小薇整日躲在家中不敢出门，也不肯见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以前的小薇性格开朗，每天笑声不断，平时为人热情，乐于助人。现在惨遭硫酸泼头后容颜丑陋，一切美好的愿望全都化成泡影，整天将自己关在屋子里默默地流泪，也不愿意说话。谈到小薇当时被硫酸烧成啥样时，其母从随身携带的一个包中拿出几张照片。照片上的小薇惨不忍睹，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小薇现暂住在农安的母亲家中，她的精神有些恍惚，整天面对墙壁不肯见人，5年来不敢照镜子，有时还寻死。再有几天就过年了，同村的姑娘都忙着置办新衣和头饰，可她却只能忍受着毁容带来的精神折磨。
由于头皮的毛囊被硫酸烧损，小薇经常掉头发，头皮也麻木得没有任何知觉。为了保持血液循环，每天晚上睡觉前，母亲都会用拳头捶打其头顶，一次得连续捶打上千下。
翟立刚采用报复的手段使用硫酸将小薇毁容后，却仿佛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了，虽然网上通缉，但一直没有其落脚的准确线索。就这样，一晃两年快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