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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宇娱乐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6-30 09:24:20

            近期,商务部、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此举对于外资而言,意味着完全有可能在内地二级市场上买到价格打折、价值不打折的好资产,这也将给内地投资者带来一定的低风险机遇。

            作者声明:在本机构、本人所知情的范围内,本机构、本人以及财产上的利害关系人与所评价的证券没有利害关系

            新华网专稿:日本一家有影响的杂志,日前就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评论:中国经济在宏观上取得了成功和发展,但在微观上中国的民族企业发展开始达到了极限;中国企业只是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自主技术;中国企业之所以不能发挥独自性,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造成的。

            这家杂志告诫说,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日本《选择》月刊1月号刊登的这篇文章,题为《中国国家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要点如下:

            中国经济从年增长率每年上升进入了维持同等水平或下降的局面。许多人认为,2004年为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05年已经降到9%左右。尽管猛踩油门的加速期已经结束,但是作为“惯性”来说,这个增长率也不算低。

            表面上,中国经济仍维持着非常好的势头。的确,中国有收购了IBM电脑部门的电脑大企业联想集团,有在日本也销售其商品的家电大企业海尔集团,也有生产的显像管和彩电居世界第一的TCL集团等。但是,如果冷静地看,其中许多企业只是维持着表面的繁荣和发展势头,而实际潜力不大。

            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日本的索尼公司及本田公司开始由乡镇小工厂向世界级企业迈进、迅速发展的时候,两公司的自主性都非常高,都拥有独自的技术和产品。众所周知,索尼公司1955年在世界上第二个使半导体收音机商品化,60年代依靠独自技术开发并发展了录音机及彩电。本田公司1959年开始挑战两轮摩托的世界最高级别比赛,1961年首次夺冠。通过向更高目标挑战,不仅提高了技术,同时也提高了本田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知名度。

            与当年依靠独自的技术和独自的商品打天下的蓬勃发展时期的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企业从实力到经营者的志向显然都不同。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只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关系打造企业形象的独自技术。中国企业也说自己“在开发独自技术”,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模仿外资的技术,不过是在应用的方面使其更加面向中国市场。

            为什么同样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企业能开发出无与伦比的独自技术,而中国企业却不能呢?如果仅仅从民族性中找答案未免过于轻率。若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看中国明清时代等中国王朝鼎盛期的工艺品,那就不难知道中国民族有无与伦比的独自性及制造产品的才能。应该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不发挥,或者说不能发挥独自性,这是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造成的。

            其中最大特点是生产过剩、竞争过于激烈。如果走进大中电器、苏宁电器等中国的家电大销售店,彩电、冰箱、手机等各种商品的国内厂家之多会让你瞠目。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及西欧差不多,过去因为地区间物流困难,所以,各地区都有许多控制着该地区市场的企业。地方政府也支持这些地方企业,因为它们是地方的税收来源。结果,从海尔、TCL、美的等大厂家,到那些根本不知名的厂家,都在竞相扩大卖场面积。当然,价格战也非常激烈。这成了中国产业的顽疾。

            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也曾出现过企业过多、竞争过于激烈的情况。但是日本当时的情况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两点不同。

            第一,为在竞争中获胜,日本企业当时更重视的是在技术和质量上领先,而不是只关注价格。索尼公司在彩电方面开发出了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获胜,而且成为世界市场的霸主。本田公司在世界上首先开发出完全满足美国环境标准的CVCC发动机,在北美市场上大获成功。

            第二,在日本的制造业从乡镇工厂向国内市场的霸主,以及向全球企业腾飞的时期,日本努力关闭国内市场,彻底限制外资的影响力。中国与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50年代及60年代的情况不同,因为全球化,中国不得不在发展中国家也被迫开放市场的时代建立产业基础。正如中国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加紧与世界市场一体化,而不是把保护国内企业放在首位。

            这两个因素相互结合,造就了中国企业今天的这种状况。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国内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以剽窃技术和品牌,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既然技术可模仿,企业也就没那么大热情投入财力和人力进行研发。其结果是,中国制造业的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平均只占日本同行业的1/5至1/10。这样,中国企业也就无法发明出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也发明不出CVCC发动机。

            如果想通过模仿取胜,那么企业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通过大量生产,降低成本,展开价格竞争。因为各厂家为生存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过剩及竞相降价也就不可避免。结果,中国企业利润低,没有余力抽出资金进行开发研究。这就是中国有许多摩托车、家电、电脑、手机等厂家,但是都在“没有利润地忙碌”“进行没有胜者的竞争”的原因。

            这其中,那些为数不多、总算生存下来并成为大企业的中国厂家,最近几年都采取了相同的企业行动。那就是通过购买外国企业获得技术和品牌。联想集团收购IBM的电脑部门就是一个典型。同样,TCL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部门及汤姆森公司的电视部门,南京汽车公司收购了英国的罗弗公司。中国政府把这种中国企业购买海外企业的做法称作“走出去”战略,作为产业政策积极支持。但是,中国企业能够轻易购买的外国企业及其部门往往无法作为技术和品牌而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因为它们在市场上已经被淘汰,所以才被卖掉。中国企业需要尽早明白,技术和品牌只能通过自己公司一点点地积累建立起来。

            90年代后期,在进口产品及外资曾占了很大比重的中国市场上,中国厂家的产品迅速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在两轮摩托车领域,合资生产的本田摩托车和雅马哈摩托车所占比率都下降。家电方面,过去松下电器及日立在中国的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空调等市场占有率最大,但这个市场逐渐被海尔、TCL、格兰仕、美的等中国厂家夺走,彩电及音响制品领域内,索尼也不像过去那么神气了。在电脑领域,联想和北大方正等中国厂家迅速抢占了IBM、东芝等在中国的市场。在手机市场,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外资厂家的市场也在被中国企业夺走。

            中国厂家在提高成本竞争力和质量、展开销售宣传方面发挥了威力。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知道,这些都是技术已经成熟领域的产品,这不过是即便没有技术的厂家也完全可以参加竞争领域的局部性胜利。而且,即便是这些技术成熟领域,一旦外资整顿了在中国的生产、销售体制,把立足点移向新技术领域,那么包括日本在内的外资将展开猛烈的反击。

            在中国厂家发挥了优势的彩电领域,随着液晶、等离子等平板彩电市场的扩大,没有技术的中国厂家开始被淘汰。尽管中国厂家从台湾及韩国采购显示屏,也在生产平板彩电,但是因为没有线路设计及最核心的处理图像的LSI等技术能力,所以无法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中国有影响的彩电厂家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

            在手机领域,随着手机市场需求向带照相、能上网等多功能手机转移,过去在第二代GSM方式的产品方面表现出竞争力的宁波波导、东方电子、科健等中国厂家,开始表现出劣势。今后如果开始向第三代的方式过渡,中国厂家有可能再次处于劣势。

            因中国需求膨胀,日本、韩国、欧美企业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将决定在全球市场的优劣。同时,因加盟世贸组织,中国政府所保证的市场开放政策及保护知识产权政策逐渐具体化,中国市场在逐步形成有利于外资发挥优势的环境。

            本来“改革、开放”政策就是中国经济出现奇迹般增长的动力,而“改革、开放”的着眼点是“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当初中国没有更深地考虑如何扶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以及如何加强它们的竞争力。战后,日本的前通产省把“保护、扶植、加强民族产业及民族系统企业”作为政策的头等大事,在材料、汽车、电脑、半导体等各领域限制外资,想方设法提出对日本厂家有利的政策。在这点上,日中有很大不同。

            中国经济在宏观上取得了成功和发展,但是在微观上中国的民族企业已经碰壁,其发展开始达到了极限。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在想方设法挽回局面。在第三代手机方面,中国想把中国厂家与德国西门子公司联合开发的TD—SCDMA方式作为全球事实上的标准规格,就是一个例子。

            此外,在过去中国企业通过委托生产等一直发挥强势的纺织、制鞋、玩具、电子零部件组装等劳动集约型制造业,因中国沿海地区工资水平提高,电力不足、治安恶化等,外资开始到越南、缅甸、孟加拉国去订货。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出口大国中国的出口中,60%都是外资企业的出口,这个事实反映了民族企业难以发展的中国经济的本质。

            由商务部、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春节期间将正式实施。从发布之日起到正式实施的30天内,本报记者采访了众多外资投资公司,包括外资产业基金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努力探寻外资战略投资中国上市公司的路径……

            1月22日晚,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Wilson从包里掏出一叠打印整齐的文件,重新细细研读了一遍。次日,他就要前往上海一家上市公司,商讨入股事宜。

            一年前,Wilson加入了美国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负责2亿美金在大中华区的投资。“现在是关键阶段,”他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他所仔细研读的文件,正是五部委日前联合颁布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业界称为“28号文”。该办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将可以有限制地对A股进行战略性投资,并在限售期后在二级市场卖出。自1月30日起,这一办法将正式施行。

            此令一出,外资闻风而动。对于众多外资产业基金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来说,28号令恍如“芝麻开门”的神奇咒语,他们目前要做的,就是厉兵秣马,探寻路径。

            Wilson并不是唯一嗅到气味的外资机构人员。新年过后,已有一大批海外基金开始频频活跃于各地上市公司。

            法国ADV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林国栋(KelvinLam)表示,公司正在和法国的能源公司合作,准备投资中国的能源行业上市公司。他说:“中国股市正处于一个历史低点,股改处于中局阶段,是一个投资的好时机。外资进入中国一直没有好的退出机制,新的文件其实也给了外资退出的通道。”

            正处在历史低点的A股显然是外资淘宝的理想场所,亚洲资本市场中印度、韩国等国股指已经渐次拉高,而并购排名亚洲倒数第二、增长率正数第一的中国上市公司正在成为2006年外资机构的美丽新世界。

            马来西亚一家重量级家族企业的大中国区总裁正在为失去投资宁波海运法人股的机会而懊恼。据介绍,宁波海运的一家法人股股东本来准备将手中法人股作价1.5亿卖出,而马来西亚公司已经追逐多时,并开出优厚的条件,但是最终因浙江省内企业改制而放弃。

            该总裁表示,公司对中国的A股非常看好,对于盘子在1亿到3亿人民币的医药、港口类上市公司法人股来者不拒,而且对于下一步能够具备投资价值的流通股也将加大投资力度。

            已经控股徐工科技大股东的凯雷投资(香港)公司的一位人士表示,凯雷对于投资内地具有行业领导地位的上市公司有兴趣,并准备加大A股公司的投资力度。

            国际私人股权投资机构、兰馨亚洲投资集团日前刚刚完成了“兰馨亚洲三期”的基金募集,兰馨亚洲三期基金的规模超过1.8亿美元,资金主要来自欧洲、美国、中东等地的家族基金。兰馨亚洲投资集团一位人士表示,第三期基金将主要投资于中国具有高进入门槛并有增长潜力的消费行业及服务行业,对于处于这些领域的上市公司已经进入兰馨的考查范围。

            尝试收购宁波海运法人股的马来西亚公司中国区总裁向记者表示,28号令为外资收购特别是行业收购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此前外资公司收购A股上市公司时,为避开国资委、商务部的审查,往往通过外资控制的国内壳公司操作,这对外资的投资、税收甚至退出机制都带来很大的麻烦。

            美国道富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位人士认为,28号令已经吸引到一些尝试在中国市场谋求扩张产业链的跨国企业和想扩大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的国际券商,这些外资机构可以通过定向发行、协议转让的方式来间接实现企业并购、产业整合的路径。国内优秀的行业领先企业可能被外资进一步蚕食。

            资料显示,从1999年开始全球最大的水泥业巨头瑞士Holcim的全资子公司就已经采用定向发行B股和大宗交易的方式持有G华新26.11%的股权。而股改后,华新第一大股东华新集团的持股比例降至27%,仅比外资高出不到1%。而海螺水泥2005年12月29日公告,控股股东安徽海螺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海螺水泥13200万股和4800万股国有法人股,分别转让给战略投资者摩根士丹利MS和国际金融公司IFC。

            法国ADV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林国栋认为,28号文明确规定外资作为战略投资者首次取得的股份比例不低于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0%,如果所有A股上市公司股改完成后,外资愿对400家左右的行业龙头公司进行投资,投资比例按照10%,外资投资A股的资金量在1000亿到1200亿之间。

            林国栋认为,大量资金涌入的同时是A股公司的进一步价值分化。国内股市能够吸引外资战略投资的上市公司集中体现在资源类、房地产、金融、商品零售等优质行业,而这些行业由于具有丰厚的投资回报令原有股东不会轻易放弃控制权;而对于其它无特别优势的大部分上市公司,无法吸引到外资进行战略投资,不具备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今后的股价将逐渐受到内资和外资的双重抛弃。

            虽然外资对28号令一片欢欣鼓舞之声,但并非没有疑虑。霸菱亚洲投资有限公司的一位人士表示,虽然28号令为外国投资者投资A股开放了除QFII以外的又一途径,但政策归政策,实际操作起来是否能顺利进行还有待考察。

            “很多事情是一个政策条例没法说清的,外国战略投资者能否跨越重重障碍闯进A股市场,还需要看一段时间。”他说。

            和君创业的何劲松也认为,28号文对国际行业巨头和产业基金比较有吸引力,但境外股票基金则未必看好。因为28号文规定,战略投资者有三年的锁定期,这就意味着持有期内的公司政策风险、汇率风险、退出机制等都无法预料,持有这些不能随时变现的股票,境外股票基金遭遇赎回时,将会面临很大的被动。

            新华网深圳1月24日电(李南玲王华兵)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4日宣告,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还债。法院指定的清算组已到深圳市信兴广场地王商业中心8层对破产企业进行接管。

            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亿元,后增资扩股到人民币15亿元。经中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不抵债金额达27亿多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大鹏证券于1995年12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正式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5亿元;1999年9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大鹏证券增资扩股到15亿元人民币。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证券代理买卖;代理还本付息和分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登记开户;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的承销和上市推荐;证券投资咨询和财务顾问业务;资产管理;发起设立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

            2005年1月14日,大鹏证券因挪用巨额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被中国证监会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并于1月17日委托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成立清算组,负责大鹏证券关闭后的清算工作。2005年5月31日,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审计的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月14日,大鹏证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323572.19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601424.68万元,资不抵债金额为277852.49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85.87%,已严重资不抵债。

            2005年,中国税收收入达到30866亿元时,按照2005年GDP总量比2004年增长9.8%来计算,中国宏观税负达到17.5%左右,较“十五”期间12.09%的中国平均宏观税负水平上升了5个百分点。

            宏观税负是指一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税收收入与其相应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衡量一个国家税负是否重,不能只看这个数字,还要看税制结构以及现实情况。”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岳树民教授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由于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经济普查后发现2004年GDP被低估的情况,岳树民表示,这说明以前的宏观税负水平也被高估,调整后的数字应该少两个百分点。

            “从这个数字来看并不高,但还是有很多企业表示税负沉重。这说明税负结构可能对某些企业不公平。”岳树民说,那些依法纳税的企业,和偷税漏税的企业相比较,自然觉得不公平;有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做对比,内资企业也觉得税负重。

            另外,让企业感到负担沉重的因素还有税以外的各种收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税收研究室孙钢研究员告诉记者:“从企业缴税的绝对数字来看,企业的负担并不沉重。但是,一些无法统计的非税收入的存在,也给企业增加了不少负担,尤其是在不发达地区,会有一些额外收费。”

            从政策面来看,近两年中,并没有重大的增税政策出台,除了增加了利息税以及加强对房地产业调控而作的营业税政策调整,都是减免农业税、印花税等政策,“应该说减税的因素更多一些。”孙钢说。

            孙钢认为:“发达国家通常在25%~35%之间,北欧等高福利国家的指数还更高一些,因为他们将社会保障也纳入税收范畴了。我们国家在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下,还不能下税负太高的结论。”

            孙钢介绍说,1978年中国税负曾经达到过37%的高位,之后逐年下降,1995年降到低于10%的历史低位。1998年中国税收征收曾经难度很大,因为当时亚洲经历了金融危机,中国国内遭受洪水灾害,想要完成年初下达的增收800亿元的任务都感觉很难。

            而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超过5000亿元的增收,税负指数上升了5个百分点,意味着宏观税负在逐步恢复到正常范围。“在未来两年内,中国宏观税负会恢复到一个更加合理的区间,即20%~25%之间。”孙钢说。

            本报北京1月24日电(记者刘世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今天表示,如果电煤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国家还是要采取一定的监管和控制措施。

            国家发改委官员的说法是,放开的前提是电煤价格保持基本稳定。朱宏任今天的此番表示是对1月1日全国煤炭产运需衔接会后各种关于电煤价格纷争的明确态度。

            1月1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在济南宣布“计划煤”退出历史舞台。在保持电煤价格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取消国家发改委2004年年底出台的电煤价格临时性干预措施,由煤电双方自主确定交易价格。

            被民间称为国家发改委“抽身而退”的这次煤炭订货会,由于政府不再对价格发言,最终的结果是煤老大“高呼涨价”,发电企业齐声说“不”,双方直到10日会议闭幕仍然未签订实质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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