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公司在类别股东表决中投赞成票，在市场操作中投反对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G股板块的低迷走势就是这种行为的最好解释。
这种现象如果还不足以引起管理层的关注，必将对未来股改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基金公司事实上既拥有对方案说不的权利，同时又存在和大股东利益交换从而说是的特权，正是这种特权使基金成为类别股东表决中的香饽饽。
清华同方是试点以来惟一被“枪毙”的方案，而从对价的角度讲，清华的方案即便不是最好也属于次好的方案。不要说和宝钢、长电比，就是和同一批的紫江企业和金牛能源相比，清华同方的送股比例都要优于这两家，但是却成为至今为止的牺牲品。
牺牲在哪里？就是牺牲在持股结构分散，牺牲在机构投资者缺位。为什么投资者占多数的投票能否决股改方案，而机构投资者主导的投票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难道这不值着我们琢磨吗？
水皮曾多次在节目中提到自己的期盼，盼望着在全面铺开的方案表决中会出现又一个清华同方。可惜的是，居然变成了失望，二次试点以来几乎所有的类别股东表决居然都是高票赞成，不管对价方案如何，结果居然一样。
10月21日是西山煤电方案表决的日子，网络投票表明流通股股东的赞成率为67.9%，仅比规定的比例高出1.27个百分点，差点被PK掉，而造成这种险情的原因是因为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手中的基金全部投了反对票，仅此一家的比例就超过流通股总数的18%。
易方达投反对票是因为西山煤电的对价过低，尽管表决的方案已经较原来的预案作了修改，送股比例已经由10∶2.6提高到了10∶2.8，但是易方达认为应该提高到10∶3以上。
参加西山煤电投票的流通股一共才2.8亿股，1.27%的差距换成票数连300万都不到，而在这次表决中，申银万国的917万股弃权，正是靠另一家基金手中的1392万股赞成票，西山煤电才没有成为清华同方第二。
都是基金公司，差距真的就会那么大？投赞成票的基金代表的又是谁的利益，为什么不能和易方达形成共识呢？退一步讲，如果能和申银万国一样弃权，那么，西山煤电的赞成票只够66.38%，同样会通不过，同样会被迫修改对价。能争取的利益不但不争取，而且还主动放弃，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机构投资者，而易方达却成了另类。
水皮不得不联想的是，易方达基金公司是国内第一个，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惟一的一个由“好人举手”的方式组建的公司。一个自然人为股东构建的公司，和以国有企业为股东构建的公司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投票上。
当然，挟持了股改进程的并非仅仅是机构投资者。长沙的投资者周忠臣先生在给水皮的信中描写了他的第一次投票经历：10月13日是上市公司美欣达(002034)股改方案表决投票起始日。做为该公司流通A股小股东，我强烈反对非流通股东提出的这个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太不公平，流通股东以86%以上的现金出资只能取得40%的同价股权，而非流通股东以不足14%的账面资产出资却要获得60%的同价股权(以及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不管结果怎样，我要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见。我走遍我开户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的散户厅、中大户室，居然看不到一张关于如何投票的告示；查遍营业部电脑，找不到在交易所投票的具体操作指南；问了几个股民，没有一个知道怎么投票。不得已，我到营业部服务台咨询，服务小姐说几个月前贴过一张告示，现在她们也不记得怎么操作；我好说歹说，最后发了火，服务小姐才拿了一张上海证券交易所投票测试指南卡片给我看；参照这张卡片的介绍，我终于在临近收市时在操作台投下我神圣的一票。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没曾想，14日我一到营业部，马上有一位熟识的工作人员来找我，说上面来了指示，希望我取消所投的反对票，并要我在他拿来的《授权委托书》上签字授权他们代我投票。我奇怪，我一个人投票，他们怎么就知道？工作人员告诉我，任何人通过网络投票的情况都在掌握之中；我愤怒，我为什么就不能投反对票？工作人员说，“方案”一定会高票通过的，不管你投不投票或者投什么票；而做为证券公司，他们不希望在他们公司开户的股民投反对票，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公司今后的业务……
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19日被控受贿1859万余元以及133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四川省政府高层强调，重拳治理官员深陷国企改制和资源分配的“非法利益格局”。
当天的成都各大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四川乐山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因涉嫌受贿1859万余元、133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正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审。田玉飞案发后，其被扣押、冻结的财产总额最高曾折合人民币3361万余元。
一个坐在成都府南河边喝茶看报纸的老年人突然朝旁边的人冒了一句：“如果把四川县处级官员的私人资产也排一个‘富豪榜’，这个县委书记，恐怕要当首富。”
与这位普通市民的评论相对应，成都各大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明确表示：“这是目前四川发生的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职务犯罪案件。”
田玉飞的履历并不复杂。检方的起诉书显示，田玉飞出生于1956年6月，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大学文化程度。1999年至2004年，田玉飞担任乐山市沙湾区区长、犍为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正是1999年至2004年的五年之间，由副转正的县处级官员田玉飞，完成了他的5年“黑金”3000多万元的“积累”。
检方的指控明确，田玉飞“利用其担任乐山市沙湾区区长、犍为县县委书记的职务之便，在干部人事任用、企业改制及发展民营经济中，先后多次收受乐山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四川某集团董事局主席宋某、犍为县委某部部长杨某等36人的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达1859万余元，另有1330万余元的财产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
值得重视的是，检方所指控的田玉飞受贿1859万余元一项——“现金1504.2万元、美元9万元、住房3套及装修、轿车2辆、50万元的银行卡1张及家电”，突出地显示了田玉飞“毕其功于一役”的心理动机——这之中约70%的赃款，来源于乐山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
今年1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以《涉嫌超低价收购国企福布斯富豪王德军落马》为题，报道了王德军因涉嫌向田玉飞巨额行贿而落马的消息。
关于这个“故事”，检察机关10月19日有了进一步的叙述：2002年，犍为县川犍电力公司国有股转让，乐山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2004年以资产0.98亿美元，在福布斯内地富豪榜排名167位)意欲购买，王德军与时任犍为县县委书记田玉飞“密谋”商定，一旦购买成功，将给田玉飞1500万元。双方“密谋”后，田玉飞在县委常委会上，极力促成了将电站国有股转让给东能集团。王德军如愿收购后，在2002年10月至2004年9月期间,分17次向田玉飞兑现“承诺”。
10月19日的庭审上，公诉人详细地出示了17次受贿的证据：第一次，田玉飞对王德军说要一辆车，王德军很快奉上一辆价值40万余元的奥迪轿车；第二次，王德军用两个袋子分装70万元、80万元现金,两人在约定地点相见，王德军将150万元放在田玉飞轿车的后备厢中，双方默然分手……后以种种借口，田玉飞又收下价值1200万余元的现金、房子、车子等。
2001年12月30日从乐山沙湾区区长任上调任犍为县委书记的田玉飞，次年1月16日就定下了2002年犍为“农业稳县、工业强县改革年”的蓝图，并亲自操刀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的意见》。
这份现在看起来也极为“大胆”的文件定下调子：6个月内，对全县涉及资产达17亿元、职工2.44万人的87户拟改制国有企业，“以‘无情推进、有情操作、平稳着陆’的方式，着力实施‘两个了断，一个有偿解除’(了断政府与企业的产权关系，依法了断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有偿解除职工与原企业的劳动合同关系)。”
而这一“无情推进”的国企改制的结果是，在国务院下发文件停止电力国有资产转让后，以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为首的领导班子，顶住压力，连夜开会，于2002年11月27日，将拥有4.6亿元总资产、1.9亿元净资产的犍为电力仅作价4000万元，匆忙签约卖给乐山市的民营企业——东能集团公司。
“乐山市电力股份公司等企业均提出开价8000万元购买该公司，但却被拒之门外。”四川省地方电力局政研室主任师级灵先前在一次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以改制的名义，四川省已有28个县出售了地方电力企业国有资产达48.4亿元。
四川省地方电力局调查发现，“全省地方电力国有资产流失大致存在三大‘失血口’：首先就是少数人利用国有大型电力企业的垄断地位对地方电力进行低价或超低价收购，地方电力最终大量流入了私人、小集团甚至个人手中。”
2004年末被四川省政府授权投资、经营、管理地方电力国有资产的四川省水电集团董事长朱家清就此感慨：“受命于危难之际。”他表示，“类似的情况，导致腐败滋生、国有资产流失，一些地方政府对电力供应的控制力也渐失。”
针对官员伸手能源、矿产资源的市场配置，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近年在多个场合发表了“必须牢牢把握‘关键在干部，要害是利益’，从解决干部身陷非法利益入手，破除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大障碍”等重要观点。田玉飞是内地落马的典型腐败官员之一。
这一整治干部深陷非法利益格局的行动还在继续。最新的信息是，四川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主任会议已经许可了对省十届人大代表杨国友、韩宗山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书面报告。杨国友系乐山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原副主任、犍为县县长。
“杨国友的落马，与田案直接相关，”乐山市纪委一位官员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他的问题还在审查之中。”先前他表示，犍为县已将领导干部退出矿业利益格局作为全县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截至目前，该县部分业主为当地党政干部的红光煤矿、顺江煤矿、金国煤矿等5个煤矿企业已实行转让,5名党政干部已全部退出。
乐山市委书记于伟早前则表示：“不管整治困难有多大都要克服，这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如查出有干部深陷利益格局的，要坚决严处。”据称，乐山市已设立专门举报电话查处类似问题，号码是全省通用的数字——(0833)4444444。
个税起征点是否定为1600元将于本周四揭晓，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可能性很大。一旦个税起征点定为1600元，那么工薪阶层每年可以因此减轻300亿元的负担。
据记者了解，二审中，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600元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参与讨论的委员们认为，就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标准举行的立法听证会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民意的立法精神，以此为基础所确定的减除标准科学合理。
截至记者发稿时，网关于“个税起征点多少合适”的调查共有513069人参加，其中，65.35%的人赞成个税起征点定在1600元-2000元。
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减除标准提高到1600元，可以更好地解决实际负担较重的中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费税前扣除不足问题，更有利于与基本生活费用增长的趋势相适应，使法定标准更有适当的前瞻性。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副院长杨志清表示，“1600元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大，而费用扣除额再调高到1800元-2000元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参与个税法修正案讨论的人不仅考虑了纳税人的利益，同时也兼顾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可承受能力，而1600元正是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业内普遍认为，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600元，对于我国财政收入影响不大。
据统计，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1800亿元，其中65%来自于工薪阶层。之前，个税起征点拟提高至1500元时，业内有人估算，财政可能因此减少200亿元的收入，也就是说工薪阶层每年可是减少200亿元的纳税负担。那么，起征点从1500元提高至1600元后，工薪阶层可以减负多少呢？杨志清估算，工薪阶层将因此减负300亿元左右，工薪阶层纳税人都将从中受益。
杨志清介绍，费用扣除额调至1600元后，月收入在2000元-3000元的工薪阶层受益最大。以北京为例，费用扣除标准从1200元提高到1600元后，纳税人每月最少可以少缴个税20元。
例如，北京市民王某当月取得工资收入3000元，当月个人承担住房公积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共计400元，费用扣除额为1200元，则王某当月应纳税所得额＝3000-400-1200＝1400元。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1400×１0%-25＝115元。
假如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600元，则王当月应纳税所得额＝3000-400-1600＝1000元。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1000×１0%-25＝75元。个税起征点调整以后，王某可每月少缴个税40元，一年可少缴个税480元。
而这次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对于高收入者则影响不大。例如，起征点提高至1600元后，月收入10000元的北京纳税人每月可以少缴70元个税，但这70元对于月入万元的人来说可谓是微不足道。
杨志清认为，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主要是针对个税费用扣除额这个影响面最广、纳税人关注度最大的问题进行改革，并没有涉及到税制改革的问题。但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我国个税改革的方向，目前这一目标已经被列入了“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之中。
杨志清表示，我国税制改革的原则是“成熟一个，推出一个”。目前我国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目前很多通过现金流动的个人收入税务局无法监控，但随着信用体制等基础工作的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可能在5年内出台。届时，高收入者想逃个税就难了。
本报讯“我很内疚，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昨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少女刺字案(本报8月25日报道)五名疑犯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第一被告人宋光绪当庭忏悔。因涉及当事人隐私，法院采取不公开审理，庭审结束后当庭未作宣判。
检方指控称，今年8月，重庆籍男子宋光绪、柏智林因无钱购买毒品，遂起意绑架发廊女谋财。二人在公明租房后，于8月10日将两名发廊女带至出租屋内，对二女进行捆绑后向二女亲属索要赎金。在绑架期间，该案案犯先后对二女进行强奸、刺字等惨无人道的折磨。8月21日，两女子获解救，宋、柏等五名案犯也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深圳市检察院、中级法院对该案高度重视，深圳市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出庭支持公诉，深圳市中院一名副院长亲任审判长审理该案。
因涉及两名女子隐私，昨日的庭审拒绝旁听。记者从其他渠道获悉，在庭审中，五名疑犯除蒋仕春外均表示认罪，第一被告人宋光绪对检方指控的事实未进行辩解，在被问及其对实施的伤害有何感想时，他低声称自己很内疚，但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
其他三名案犯虽然表示认罪，但仍极力推卸责任，柏智林称自己并未与宋光绪合谋，而是受到宋光绪的控制；李启乾也否认自己对两女进行看守。蒋仕春则称自己未进行强奸，而是嫖宿。
法院为宋光绪、柏智林指定辩护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两律师在辩论中称，被告人手段之残忍情节之恶劣确实令人发指，律师在表达愤怒和谴责，以及对受害女子同情的同时，也尽其职责为二被告人进行了辩护。截至昨日下午庭审结束时，法院未作宣判。
8月11日凌晨1时许，一名男子来到芳芳所在发廊找小姐。芳芳因此随后被带至马田社区南庄旧城的一个出租屋里。
屋内灯光极其黑暗，芳芳感觉不对劲，想开门离开，却被一男子用拳脚阻止。当晚，两名男子强暴了她。此后歹徒脱光芳芳衣服，用绳子绑其手脚，逼迫其让家里汇钱来。当芳芳母亲称家里很穷没有钱后，芳芳被歹徒暴打。“他们用那种军用刀，用棍子打我，掐着我的脖子，我晕了三次。”
此后，歹徒不停打她，还用牙签插进其脚指甲缝里，“一整根地插进去，有三次，很痛啊，我当时痛得晕了过去。”
宋光绪、柏智林在深圳市宝安区公明街道办南庄工业区台英厂东侧某栋出租楼租下602房作为犯罪场所，准备了匕首、透明胶带、胶条等作案工具。
2005年8月10日晚，柏智林在公明一发廊以嫖宿为名将被害人芳芳(化名)骗至602房，与在该房内守候的宋光绪共同将其按住，将其衣服脱掉，用胶条将其手脚捆绑，两人随后持刀恐吓，强迫她打电话给其家人，索要赎金人民币1.2万元。
由于芳芳的家属未支付赎金，宋光绪、柏智林决定以同样方法再绑架一人。8月13日晚，柏智林在公明龙盘路一发廊同样以嫖宿为名将甜甜(化名)骗至602房，也对其进行脱衣捆绑、并持刀恐吓，强迫其打电话给家人及朋友，索要赎金3万元。甜甜的家人及朋友分别于8月16日支付了赎金人民币500元、8月17日支付了赎金人民币1300元，将钱按宋光绪、柏智林的要求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在绑架期间，宋光绪、柏智林对二女进行了强奸，还进行了殴打和惨无人道的折磨，并用黑墨水在两人的脸部、后背、臀部两侧、胸部等多处部位刺字。
另外几名嫌犯也在绑架期间参与部分犯罪行为。8月13日晚，被告李启乾根据宋光绪的要求来到602房，负责望风、看守被害人及买水买快餐，后于8月17日晚离开了犯罪现场。在绑架期间，被告人李翠山于8月12日和14日两次到602房给被告人宋光绪、柏智林送毒品供其吸食。8月12日下午2时许，李翠山利用到602房送白粉之机，对芳芳进行强奸。8月16日上午，被告蒋仕春到602房吸食毒品时也对甜甜进行了强奸。
8月21日下午1时许，在被绑十余天之后，芳芳、甜甜被公安机关解救，宋光绪、柏智林、李启乾、李翠山、蒋仕春也先后被缉拿归案。经法医鉴定，芳芳、甜甜身上有多处文身及皮下出血，其面部文身造成两人容貌显著丑陋，已构成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