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碑店检查站执法人员马先生和田先生：“要说改名，从咱老百姓来说不怎么好，因为改了肯定会不太方便啊。但如果说要跟潮流的话，就应该改。咱北京2008要举办奥运，为了这个就应该改个好听点儿的名字。”
内蒙古来京旅游的黄女士：“这名字改了不太好吧。外地来的人问路都不知道该怎么问了。”
在SOHO现代城附近上班的刘小姐和曹小姐：“如果把站名改了，可能连老北京都不知道了。现代人又不迷信，换了名字更麻烦。”
本报讯(记者崔鲸涛)从即日起到19日，地铁十号线一期的18个站名在市规划委网站(www.bjghw.gov.cn)公开“亮相”向市民征求意见。
据市规划委地名处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十号线沿途与13号线的知春路站和芍药居站、五号线的慧新西街南口站以及一号线的国贸站相交，因此此次征求意见的是地铁十号线一期工程22个站名中的18个。
据介绍，此次征集意见的站名大部分是以当地地名为依据，包括一些公建，如全国农业展览馆站、海淀医院站。近年来命名的新桥名，由于已为广大市民接受，也被直接沿用，如：劲松桥站、双井桥站、燕莎桥站等。西土城站则因位于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西北角，东西贯穿小月河两侧的西土城路而命名。还有一些站名借用了沿线著名的居住小区，如：牡丹园站、知春里站。
截至昨天下午5时，一共有200张选票被投出。市规划委地名处的工作人员介绍，公示结束后，最后得票最多的站名将上报市政府批准。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刘绮菲教授告诉记者，“坟”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历史上，不同等级的人死后埋葬的地方有不同的称谓，葬皇帝之地为‘陵’，葬王爷之地为‘坟’，葬贵人之地为‘冢’，葬平民之地为‘墓’。京城历史上周围没有很多建筑，坟就成为一种地理上的标志，而且坟往往比村庄本身更有名。”文/本报记者刘淑清
据北师大历史学博士后范继忠介绍，八王指的是努尔哈赤的第12个儿子阿济格。1644年，他被封为英钦王，在王爷中排第八。1651年被赐死。埋葬阿济格的地方就是如今的八王坟所在地。八王坟原来占地面积很大，后屡遭破坏和盗窃，只有名称保留至今。1965年，八王坟曾被改名为建光东里，但1977年又恢复为八王坟。文/本报记者刘淑清
公主坟的传说有几个版本，其中之一相传乾隆第一次微服私访，借宿在一个村庄的普通人家里。乾隆很喜欢这家的小姑娘，就在没有表明身份的情况下认了干闺女。后来，小姑娘和爹爹迫于生计到京城找“干爹”，才发现是皇上。父女俩相继离世后，乾隆传旨，按公主的葬礼，把姑娘葬在了如今的翠微路一带。从那以后，人们都管这座坟叫公主坟。文/本报记者刘淑清
我的记忆中北京的地名经历过两次大的改名,一次是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一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50年代，北京对一些听起来说起来确实不雅的一些地名进行了变更，比如“屎克郎”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一是原名确实不雅，二是在改名时尊重了历史，取谐音而改之。“文革”时改了一大批地名，比如那时就出现了“先锋”这样的胡同名。现在，当时改过的名称大多已经恢复。
如果因距离或者其他类似原因而对站名进行调整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因为一些站名过于古旧而改名，那就另当别论了。历史地名代表着文化，尤其对当地人，能够唤起一种温馨的回忆，让人有一种历史感。我主张，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站名都不应当改。什么叫历史积淀？除了实物，还包括历史名称。如果像“八王坟”、“公主坟”这样的在多少代人心目中已经沉淀下来的地名都改了，就没有传统可言了，也就没有北京了。文/本报记者刘淑清
改变历史称谓会连带出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慎重考虑。很多时候，我们对待历史太随意了。
“八王坟”、“公主坟”这样的历史站名究竟坏到了什么程度？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负面影响？如果改了，又会有什么负面影响？这些问题应该做个比较。如果有人感觉“坟”字不好，那么“东单”、“西单”是不是也应该改一改，叫“东双”、“西双”了呢？
历史地名有其历史意义，取地名并不一定要全都用新的价值标准。历史上留下的称谓是北京留下的不多的历史记忆的符号，改掉名称，等于忘掉历史。
如果我们的地名都是今天的新词，我们的城市就没有历史了。将来有一天，我们今天看上去新鲜的地名也会成为历史，那时候是不是又要改了呢？更改历史地名，请思考再三，要慎重！文/本报记者刘淑清
本报讯（记者雷娜通讯员徐伟）为摆脱女友的纠缠，房山区男子杨康将与女友所生的亲生女儿卖到山东。前天，房山警方在接到报警5小时后就破获了这起拐卖儿童案。杨康因涉嫌拐卖儿童被刑事拘留。
8月13日晚10时，暂住在韩村河镇的姚萍向房山公安分局琉璃河派出所报案，她8个月大的女儿杨晓找不到了。姚萍称，8月7日，男友杨康到韩村河镇看望女儿。姚萍回家后发现女儿不见了。杨康告诉她，“孩子我抱走了，送弟弟家养几天”。之后，姚萍多次提出看孩子，杨康总是推托，也不将孩子抱回家。6天后，姚萍觉得不对劲赶紧报警。
警方调查得知，42岁的杨康在结婚后与姚萍非法同居，他们的女儿杨晓是私生女。民警怀疑孩子可能被卖掉，连夜对杨康可能落脚的地方进行查控，但没发现孩子的踪迹。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杨康已于8月8日委托弟弟杨健将孩子卖给了在良乡打工的山东人张勇。8月14日凌晨3时，民警将杨康、杨健和张勇抓获。张勇的妻子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将被拐卖到山东的孩子送回北京。
据杨康交代，自己3年前认识了比自己小16岁的姚萍，并隐瞒已婚的事实与姚萍同居。姚萍发现杨康已婚后多次到杨母家大闹，坚持要与杨康结婚。去年11月，随着两人“爱情结晶”杨晓的出生，杨康更坚定了离开姚萍的决心。他认为没了女儿的牵绊，姚萍可能更容易离开自己，便背着姚萍将女儿交给弟弟，让弟弟“把这个孩子处理掉”。心知肚明的弟弟便于次日通过事先联系好的中间人将孩子卖给张勇，所得5100元则交给了杨康。
本报讯（记者唐国利汤伟）8岁的儿子就睡在身旁，他却把肮脏的双脚伸向了座位对面一名女孩的下身，这名变态男子的行为不但没有遭到制止，反而还诱发了邻座一名素不相识的男子“共同参与”。这是昨日凌晨发生在K168次列车（昆明至重庆）上的荒唐一幕。昨日，两名男子被扭送至派出所后，双双为自己辩解，“长期在外打工，控制不住了”。变态男子半夜伸出脏脚据办案民警介绍，受害女孩梅梅（化名）今年才12岁，是綦江县某小学6年级的学生。14日，梅梅探望了在昆明打工的父母后，独自一人坐上了回家的火车。昨日凌晨1时许，她趴在列车茶几上睡觉时，突然感觉到下身一阵剧痛，惊醒后发现，坐在她对面一名30岁左右的“叔叔”正用双脚在自己的下身处来回摩擦。由于害怕，梅梅小声地要求对方停止这种行为，但是对面的“叔叔”依旧我行我素，丝毫没有“停脚”的意思。无奈之下，梅梅只好起身上厕所，暂时摆脱了纠缠。素不相识的“同伙”参与猥亵几分钟后，梅梅回到座位上刚坐下，对方的一双脚再次伸了过来。看到梅梅没有过多的反抗，坐在梅梅旁边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看得直眼红，也很快加入，伸手抚摸梅梅的乳房和下身。据梅梅事后称，大约持续了十几分钟后，她终于忍受不住了，跑去向列车员诉说了遭遇。随后，乘警赶来将两名男子抓获。昨日，当列车驶抵綦江县火车站后，两人被扭送到了车站派出所。两人竟称在外打工“憋得慌”昨日下午，记者从綦江县火车站派出所获悉，先“动手”的男子姓苏，合川人，今年32岁。更为荒唐的是，他作案时，其8岁多的儿子正在旁边睡觉，后来“参与”进来的男子姓郑，湖北人，27岁，两人都是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在接受民警调查时，两人均表示，由于长年在外打工，长期无性生活，实在“憋得慌”，在火车上见到独自一人的小女孩后，情绪失控，才犯下了如此龌龊的事情。据了解，梅梅下车后立即被民警带到了就近的医院检查，经诊断，除了其外阴部有轻微红肿以外，并无大碍。八龄童知道爸爸“干了坏事”戴着手铐的苏某满脸懊悔，身旁还坐着8岁大的儿子。“晚上我睡着了，一醒来，爸爸已经不在座位上，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干坏事了。”8岁的小男孩睁着大眼睛，泪一下涌了出来。綦江火车站派出所办案民警说，情节如此恶劣，按照规定苏某应该被刑事拘留，可他家没有电话，通知不了亲属，而且还带着孩子，这让办案民警有点难办。
新闻面对面龌龊行为只为“好玩”记者：在干这事的时候脑子里是怎么想的？苏某：我也不知道，头一昏，就干了。郑某：我看对面的也在干，她又没出声，好久没碰女人了……觉得好玩。记者：你自己还有个8岁的儿子呢，当时就没为他考虑过？苏某：我现在后悔呀，我已经全部都交代了，我对不起儿子呀。记者：梅梅只比你儿子大4岁，如果梅梅是你的女儿，有人也这样对她，你有什么感受？苏某：我不是人，我自己都不相信会干这样的事，我真的只是一时昏了头呀。“我不敢大声叫，我害怕”梅梅今年12岁，可身高已经1.60米，远比一般同龄女孩长得成熟。谈到火车上的噩梦，梅梅喃喃道：“我下次再也不一个人出门了。”记者：当时怎么不大声叫呢？梅梅：我害怕，当时周围没有一个人往我这边看。记者：后来怎么有勇气去叫警察？梅梅：我实在忍不住了，想到爷爷在这里等我呢，我才不那么怕了。记者：现在恨他们吗？梅梅：（沉默）……点了点头。
资产总额2．18亿元的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建矿30年来共产原煤1996万吨，为改变“北煤南运”的局面和促进粤东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但按照1996年前后的说法，广东煤炭业面临“生死劫”，广东国有资产要退出煤炭业，实行“国退民进”才是上策———“省属煤矿已完全丧失了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能力，只能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选择。”
据悉，为加快推进国有经济从煤矿中退出，广东省政府“广东省煤炭行业脱困工作小组”曾被更名为“广东省煤炭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工作小组”。
在一份《广东省属煤矿关闭破产工作指导手册》中，记者发现这样的表述：省属煤矿由于大多数矿区煤炭资源枯竭，安全生产条件恶劣，经营亏损严重，历史积累的债务沉重，职工生活非常艰难，尽管省委、省政府予以极大的支持，每年吨煤平均补贴60元左右，煤炭企业自身也作了很大努力，仍摆脱不了困难局面。
据统计，截至1998年底，广东省属煤炭企业负债总额达22．41亿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负债为17．67亿元；补贴后实际亏损4846万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亏损4659万元，累计超亏挂账4亿元。
为此，广东省政府决定从1998年开始，用5年时间完成省属煤矿的关闭破产或转制工作，分流安置下岗职工3万人。这意味着，国有经济成分将从广东省属煤炭企业中退出。
当时的决定还有，省属煤炭公司的国有资产，将分三大块处理：一是省属国有煤矿将从市场上退出；二是还有5000人～6000人，约5亿元资产的非煤企业，在安置完职工后，将变成真正的企业，到市场上去拼搏；第三部分是总公司，将来也要转制。
当年广东省属煤矿关闭破产、转制工作的组织实施工作由省政府统一部署，在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3年改革与脱困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省煤炭行业脱困工作小组协调和监督，省煤炭工业总公司具体组织，各企业负责实施。“省属煤矿实施关闭破产符合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这份材料还称，“实施关闭破产，在国家和省的政策的扶持下，大部分职工可以得到妥善安置，可以重新参加竞争，走上新的就业岗位，找到新的出路。”
知情人士还透露，广东四望嶂矿务局关闭破产曾被有关部门当作典型，并认为“转制很成功”。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几年来，四望嶂矿务局下岗职工无一例集体上访事件发生，实现了国企改革这一进程的平稳过渡。”
1999年8月，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一案，是广东省首宗国有大型煤矿企业破产案。
始建于1968年的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前有生产矿井一、二、三矿和上丰矿4对（主井、副井），以及下属厂、队、公司12个单位，有职工6662人。
1999年8月，有媒体报道称，四望嶂矿务局当年的破产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受小煤窑侵采破坏，已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失去事故控制的能力，经济状况逐年恶化，历年财政补贴后的亏损挂账累计3955．5万元，负债总额达17660万元”。
也有报道称，“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受小煤窑的滥挖乱采的影响，通风、排水系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于1998年被迫全面停产。遗留下职工6662名，离退休职工1361人，以及1．85亿元的负债。”
1998年11月15日零时起，四望嶂矿务局全面停产。此前，广东省煤炭工业总公司、省经委等部门已先后发文批准同意该局所属矿井停产。广东省政府于1999年3月29日批准“原则同意实施破产”。
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破产案之后，向社会发出债权人申报债权的公告，并迅速成立了由原广东省重化厅厅长赵大任任组长的破产清算小组，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查清了矿务局涉及200个单位和个人的、总额为5600多万元的债权；确认了矿务局拖欠13个单位的1．27亿元的债务。
同时，法院追收了债权800多万元。对有可能被地下水淹没的矿井井下设备、设施，进行现场拍卖，回收资金800万元。整个破产案第一期综合清偿金额达1390万元。
广东省政府则专门成立了“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还拨出专项资金1．5亿多元，用于职工安置分流和农赔费用。
不过，当地政府“大部分矿工3年内脱困”的承诺，并没有让原国有煤矿的矿工们吃下“定心丸”。记者在黄槐镇调查时发现，事实上，在法院宣告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前后，该局和职工们签订的协议却是“原四望嶂矿务局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领取一次性安置费（含经济补偿金）自谋职业的协议”。
四望嶂煤矿破产，还是政府承担了改革成本。记者调查发现，广东财政当年为关闭的各煤矿提供了近7亿元的资金。原广东省经贸委一位副主任说，“破产要有序，有序政府就要出钱，有钱才能安置职工，才能稳定。”
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倒闭后却被私人顺利接盘，这正好应验了当地官员所说的：“煤矿只能‘死而后生’，先关闭再转让给私人。”发生“8·7”透水事故的大兴煤矿所属公司董事长曾云高，就是通过层层关系获得了四望嶂煤炭资源最好的“一矿”。有知情人说，当时“一矿”的生产总值上亿元，但被曾云高以500万元买断。
经过几年的运作，曾云高迅速发迹。知情者称，曾云高在买断“一矿”的经营权后，成立大径里公司，并在近几年实施“大兼并”。而所谓“大兼并”即是以金钱和权势强行买断其他煤矿的经营权，大兴矿和永丰矿（即这次发生透水事故的“主井”和“副井”）就是“大兼并”过程中归到曾云高名下的。
据称，黄槐镇半数以上合法煤矿已经被他兼并或“联营”，曾的身价据说已超过两亿元。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后，曾开始进入“官场”。据称，曾云高的花名（注：客家话“绰号”）是“云高头”，他做事总是“高人一头”。2003年，曾云高成为兴宁市人大代表，之后他又顺利成为梅州市人大代表。
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近年来以“扶贫、捐资教育、修路、回报社会”达300多万元的方式，获得了外界的美誉度，这与大兴煤矿矿工的宿舍的简陋不堪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大径里公司的背景，一名原四望嶂煤矿的工程技术人员说，65位股东总投入1800万元成立了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这些股东中有一部分是党政官员。
据悉，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正对参股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的65个股东展开深入调查。
兴宁市煤炭局副局长陈桂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煤矿在1999年转制后，就一直没有办理采矿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应该属于非法经营。这也就意味着大兴煤矿从1999年转制为私营以后非法生产达6年之久。
3秒钟，散步的人可以走出2米；8分钟，可以泡好一碗方便面然后吃完；13小时，乘飞机可以从纽约飞到北京……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还能做什么？用“闪婚族”的话说就是：3秒钟，足以爱上一个人；8分钟，足以谈一场恋爱；13小时，足以确定伴侣结一次婚……
小汤，今年27岁，老家在公主岭市，在北京某公司吉林分公司工作；小黄，今年28岁，老家在敦化市，是长春某手机聊天室的“斑竹”(版主)。
“她的声音特别好听，让我产生一种倾诉的感觉。”“他那时追一个女孩子没有追上，就找我倾诉。哪有这么实在的人，让说啥就说啥。这样的人，现在可少了。”通过手机聊天，小汤给小黄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我当时特别喜欢唱《你到底爱谁》，尤其‘求求你给我个机会’那句。”在与小黄聊天的过程中，小汤不时地哼唱着这句歌词。8月1日14时37分，“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刚从小汤嘴里蹦出来，那端的小黄紧跟了一句“我给你个机会”，顿时，二人都选择了沉默。最后，还是小汤先缓过神来。小黄也说：“这种感觉挺奇怪的，我感觉这个人就是我要跟着过一辈子的人。”
2日中午，他们来到相约的这家商场。小黄为了“为难”一下小汤，一会儿说她在二楼，一会儿说上了四楼，一会儿又说下了一楼。
看着小汤满头大汗楼上楼下地跑着，小黄心疼了，站在三楼的电梯旁一动不动地等着小汤上来。见面了，像相爱已久的恋人一样，一点也不陌生。接上了头，他们赶紧去办结婚登记，“到了地方，我才想起来，我的户口还在老家敦化。”由于小黄不是长春户口，他们的结婚登记证也没有立即办成。
“趁这个机会，征求一下老人的意见。”4日，他们坐上了去敦化的火车。到了家里，刚一提结婚的事，老太太就反对，“跟小汤处朋友，妈不反对，可结婚是大事，你俩还是处一段时间再说吧。”为此，小黄和母亲谈了一宿，最后说服了老太太。为了纪念两个人这特殊的爱情，他们把领结婚证的日子定在8月11日(七夕)。
“不会吧？”“真的？”“这么快？”接到二人的喜帖，双方亲戚朋友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都为二人送去了最诚挚的祝福。
“我们都不喜欢传统的婚礼，经老人同意，我们选择在酒吧里办一个简单的婚礼，邀请双方的朋友简单聚聚。”小汤和小黄决定今天(8月16日)在长春的一个酒吧里举行婚礼。
对于“闪婚”，记者进行了一次街头调查。年轻人大多表示理解，上了年纪的市民则反对，认为这是违背传统、不冷静的行为。
我省社会学家郑沪生表示，闪婚不能一味否定。闪婚以前也曾出现过，那时是为达到某种目的，如转移户口、单位分房等。而今的闪婚，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青年的婚姻观。同时，结、离婚登记手续的简化，新人享有更大的隐私权和自主权。但由于彼此了解不够，闪婚确实有可能留下婚姻关系不稳定、离婚率相对提高等后患。虽不能武断地评判闪婚是好是坏，但也劝青年选择闪婚时更要头脑冷静。
8月1日14时37分，在小汤“求求你给我个机会”的歌声中，小黄接受了这个“真实”男孩的求婚，二人约定第二天就去登记结婚；